委员简介：

高杰，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侨联副主席。198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92年、1996年先后于法国巴黎XI大学（Orsay）获博士和大博士学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955年，在赴美求学8年后，后来被称为“中国粒子加速器之父”的谢家麟终于登上了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威尔逊号邮轮，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回乡之旅。

整整50年后，谢家麟的门生高杰在旅法16年后辞去法国的终身研究员职位回国，投身到祖国的大科学项目研究中。

“黄河横渡浑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谢家麟先生在美国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高杰则在重返故土时深情感叹“我是幸运的，回来为国家做事心里踏实，有归属感”。身处不同时代的师生二人，跨越半个世纪的相同选择，是新中国70年来数百万留学归国人员报效祖国的缩影。

成就展现场，一张名为“1950年9月，中国留学归国人员在‘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上合影”的照片引得高杰驻足良久，令他想起了老师谢家麟先生和其他科学前辈们艰难的回归报国路。

1951年，获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的谢家麟谢绝了美方的挽留，踏上日思夜想的归国轮船。轮船行至檀香山时，包括谢家麟在内的9名中国留学生被拦截遣送回美国。1955年，他在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束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全新领域。也就在这时，谢家麟接到了在做美国永久居民和限时离境回到中国之间作出选择的通知，谢家麟再次选择了回国。

和钱学森先生当年归国时那句“中国比美国更需要我”的肺腑之言一样，谢家麟先生对自己的选择也从未后悔：“我留在美国，是锦上添花。回到中国，却是雪中送炭。”

新中国百废待兴，正是像钱学森、谢家麟这样的民族脊梁归来，才使得国家的科学事业高速腾飞。谢家麟先生是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55年回国开展高能加速器研究，当时所需尖端器材受国际禁运，所需工艺远超当时国内的工业水平，科研条件极其落后。 “想吃馒头，先种麦子”， 谢家麟迎难而上，从研制基本关键部件做起，在没有人员派出、引进和采购国外器材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奋斗8年，建成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跨越式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该加速器建成即投入国防急需，为“两弹”研制做出重要贡献。

历史时钟很快指向了1978年。这一年的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对派遣留学生问题作出明确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这拉开了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当年12月26日，改革开放后首批国家公派赴美的52位留学人员启程，迈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也就在这年夏天，刚刚高一毕业的高杰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他当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如同恢复高考一样，来自最高层的这项决策将拓宽自己的未来之路。

首批赴美留学人员派出之后，为落实扩大派遣留学人员出国渠道，教育部首先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商谈合作互派留学人员，自此，中国改革开放后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序幕正式拉开。在此后的10年间，以公派为主的留学生以每年3000人的数量被派向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美、英、日、德、法，以及加拿大、比利时等国家，掀起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潮。

1983年，高杰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考试。和身边的同学一样，高杰也非常想出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并一直在默默做着准备。“当时考托福需要交25美元。”高杰回忆，“当时觉得这个考试费好贵啊！”

1986年，高杰考取了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所教授谢家麟的博士研究生。 “谢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深深地感到，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国际视野、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多年以后，高杰还念念不忘导师对他的深刻影响。在他看来，派遣留学生打开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窗口。

1988年，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所长Michel Davier教授访问高能所，这次邂逅让高杰有机会在第二年赴法继续深造。之后，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的16年里，高杰先后获得了法国博士和法国大博士学位，其中12年作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并且是该研究所里第一个获得博士、大博士及终身研究员职位的中国人。他在加速器理论研究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涉猎，并获得了很多加速器理论研究成果，有的理论被国际同行称为Gao Theory和Gao Model。

“这个机会对于我在高能粒子加速器领域继续不断提高、走向成熟、作出贡献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回望当初选择踏出国门的那一步，高杰感慨万千。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尽管在法国的科研与生活环境非常之好，不断取得科研成果，但高杰学有所成、归国报国的信念始终是清晰和坚定的，“归国报国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情愫”。在法国的十几年间，高杰与国内科学界的联系从未断过，“我一直在时刻准备着，等一个合适的契机回去”。

1996年，在李政道教授的邀请下，高杰回国在中国高等科技中心做了为期三天的未来国际直线对撞机加速器物理关键问题的报告。

2000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则消息，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实施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二期改造工程（BEPCII），这一消息进一步加强了高杰归国的紧迫感。2005年，高杰毅然辞去法国的终身研究员职位回国，投身到中国的大科学项目研究中。

回国十几年了，作为国际直线对撞机国际合作领军人和未来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加速器负责人，高杰还是时常会被问到当初选择回国的原因。“我认为出国是必要的，回国也是必然的。”他这样说。

在高杰看来，70年的勠力奋进让饱经沧桑的中国自信地走出一条发展大道。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在中国发展“大磁场”的强大引力下纷纷归国，弄潮其中，风光无限。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留学工作方针，形成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统计显示，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留学生出国学习、回国服务规模不断攀升，已有230多万人学成归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70%以上。

百年前，容闳、詹天佑等中国早期留学生学成归国，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先驱；60多年前，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突破重重封锁，坚定“回到祖国去”，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新世纪以来，和高杰一样的海外学人成为中国强劲发展和迅猛崛起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不做巨变的旁观者，誓做巨变的创造者。”高杰坚信，中国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而无论身在何处，中国学子将继续奋力书写复兴路上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