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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青春之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唐宁讲述三线建设的故事

2019年12月23日 11:05 | 作者:朱婷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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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简介:

唐宁,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新民晚报》高级记者。


西南铝加工厂3万吨水压机、国营780厂电视机生产线、攀枝花钢铁厂出铁……成就展现场,一张张的珍贵老照片将人们的记忆拉回到半个多世纪前那热火朝天的劳动现场。三线建设,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对于许多人来说,它已经面目模糊。然而,在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民晚报》高级记者唐宁眼里,它不光是宏伟的国家工程,更是一代人用青春和热血、奋斗和牺牲写就的鲜活历史。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为加强战备,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建设三线。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初稿)》上批示:“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三线建设的重点在我国西南、西北,是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响应时代号召,奔赴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湘西、鄂西、豫西等大三线地区,及全国各省区市腹地的小三线地区,在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之中,他们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很多人是主动争取要去的,甚至有人去之前写了血书。”唐宁说。十几年前,在上海《新民晚报》工作的唐宁,偶然接触到当年去贵州支援三线建设的上海职工群体,从此关心起他们的经历和命运。在最终唐宁所著的口述史《归去来兮》中,一百多人的回忆,拼接成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刚读完了《人民日报》的号外,就任上海光学仪器厂党委书记不久的葛民治就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要让厂里的重要骨干带着制造潜望镜的项目内迁。上海光学仪器厂一分为二,将大半的工厂骨干约800余人动员内迁,迁往边远的贵阳远郊,取名为贵州新添光学仪器厂。

“谁没有年轻过?哪个年轻人没有过理想和冲动呢?”对于追求进步的年轻人来说,内迁是一件光荣的事。青年工人纷纷找到车间和厂领导要求内迁,甚至很多职工为名单上没有自己而放声哭泣。当去派出所注销户口时,民警让他们仔细想一下,但很多人觉得“不就是一张纸吗”,便撕下了这页纸,踏上了内迁之路。

当年26岁的光学车间团支部书记顾早明,在厂里的动员会中跑上台去,报名去贵阳参加建设。发言后,他感觉意犹未尽,用沪语唱起了歌曲《打起背包走天下》:打起背包走天下呀,我们要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家!

有人问:“小顾啊,你是真的要去,还是嘴上说说的?”顾早明马上跑到办公室,咬破右手小拇指,挤出鲜血,在信纸上写下三个字:决心书。然后用钢笔接着写:“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强烈要求去支援三线建设,全家一起革命!” 他的妻子沈菊英是小学老师,是个老实人,二话不说就跟着去了,抱着不到1岁的小女儿,孩子们的户口也被迁走了。

厂党委关起门讨论了三天,结合工种、政治表现和业务素质,对逾千名职工逐个研究和调配。部分实在难以取舍的部门和人员,按工号单双数做决定,最终定下了800个职工的名单和工号,人称“八百壮士”。不到1967年底,贵州新添光学仪器厂就投入了生产,而且生产出了第一部潜艇用潜望镜……

唐宁历经数年采访,通过新添光270多名职工和更多随迁家属的口述和回忆,整理历史档案,写成了40万字的作品《归去来兮》。这是大三线建设时代洪流中的一脉,也是由上海西迁的304个项目、411家工厂、9.2万职工里的一个典型样本。唐宁写下这些人的故事,并在《归去来兮》一书中,郑重地附上了“八百壮士”的姓名,她想为这些“无名者”立传。若干年后,他们回城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上海人,就医、子女求学、退休遇到种种麻烦,这样的际遇让人感慨。骄傲和喜悦、失落和迷惘,在他们身上矛盾地交织。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去,就是一生。

当年,在从上海西下的列车中,有很多婴儿被父母抱着,开启了襁褓之中的大迁徙。这些孩子中,便有后来成为电影导演的王小帅。

王小帅的父亲王家驹,原本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来到贵州后,没有合适的工作,只好做起了工厂的油漆工。对于童年的王小帅而言,自己的身份充满疑惑,一睁眼就是贵州的群山环绕,故乡上海只存在于遥远美好的想象中。这样的成长经历,在他的电影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王小帅导演的《青红》、《我11》、《闯入者》,直到后来的《三线人家》,一再讲述着三线故事。在命运的巨大张力面前,主人公的兴奋、苦恼和彷徨,都充满戏剧冲突。电影《青红》中,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三线工厂昔日荣光不再,青红的父亲为了女儿将来能迁回上海,严厉管教青红,不许跟当地的小伙子谈恋爱,却酿成了悲剧。青红一家人的故事来自于王小帅的隔壁邻居,他们便是当年贵州新添光的职工。

从1964年至1980年,三线建设共投入2052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40%。在交通闭塞的内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30个,建成了军民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45个,通车了成昆、川黔、贵昆、湘渝铁路等10条铁路干线,修建公路25万公里。

从国家层面,三线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形成了能源、交通、钢铁、机械、电子、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布局。对于中国此后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确保了国家有了安全可靠的战略大后方。

对于个体而言,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独家记忆。正是那些为三线建设“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职工们,牺牲了小家的幸福,铸成了共和国的伟业。令唐宁欣慰的是,越来越多人看见了三线的故事,学界也开展了三线建设研究。时代变了,但三线建设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今天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工作的缘故,唐宁曾两次到过贵州。一次是在贵阳新添寨采访50年前响应党的号召,从上海迁往那里工作的三线建设者,一次是2015年夏天。

三线建设时期,从上海迁往贵州的企业有30多家,在全国20多个省市援建贵州的100多家企业中占四分之一强。在唐宁看来,三线文化闪耀着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必须高度重视三线建设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助推贵州脱贫攻坚事业。

2016年3月,唐宁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关于改造利用三线企业遗址,扶助地区脱贫”的提案,希望政策瓶颈得以突破,允许贫困地区将工业遗址资源改造为适合当地发展的旅游、文化、休闲等产业。

“贵州六盘水市利用当年彭德怀的三线建设办公室、指挥部等,建成了贵州省三线建设博物馆。”在唐宁看来,三线文化闪耀着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三线遗址进行开发和利用,让其在新时代发挥新的功能,既盘活了工业遗产资源,也是今天人们对历史的另一种致敬。

编辑:周佳佳

关键词:唐宁 三线建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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