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历新年与贺年片

当然，贺年片在中国的流行，并不是一句如广告语的“中西合璧”或“洋为中用”可以简单概括的。贺年片之所以在上个世纪初悄然“舶来”之后，一二十年间竟迅猛发展，成为中国都市风尚，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社会自身的重大变革。

晚清官员集体贺年片，将圣诞节、新年元旦与春节之贺词合并，为新式时尚。

众所周知，中国春节是按中国农历计时的传统佳节，中国人所说的“过年”，皆是指过农历新年、过农历春节。然而，时至100年前，当“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际，以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为代表的，众多信奉“新文化”的“新青年”涌现出来，他们热衷于新风尚与新生活，倡导“废旧立新”，认为过农历新年是守旧俗、不进步的体现。他们提倡按照国际历法来过阳历新年，要求废除农历春节的传统习俗。

他们的这一主张，并非全然的凭空臆想，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实际上也是秉承“辛亥革命”之后的主流文化趋向的。须知，“辛亥革命”之后，刚刚推翻了封建王朝统治的民国政府，极力主张社会改革与文化革新，政府机关内外通令皆必须按照“阳历新历”来庆祝与安排作息，甚至一度称农历为“废历”，特别强调“废旧立新”之意。然而，普通民众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改革举措并不认同，也不遵从，一直是官方例行过“阳历新年”，民间照旧过农历春节，这两种过年方式并行共存。

北伐之后，民国政府曾于1930年开始强制推行过“阳历新年”的政令，将每年元旦认定为新年之始（或称“阳历春节”），并将农历春节废除，各大报刊则将这一被官方废止的传统佳节称之为“废历春节”。为强力推行禁令，在各大城市还出动过大批军警，一遇农历新年燃放鞭炮、大肆庆祝者即严加取缔、厉行惩处，希望以此来“易风易俗”，确立“阳历新年”的唯一合法地位。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中西合璧”或“洋为中用”的贺年片，成为中国贺年活动的重要载体，成为间接表现这一历史情态的流行用品。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每逢阳历新年，南北各地都市亲友互送贺年片的风尚，从逐渐传播、开始流行，再到风靡一时，乃是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趋势使然，谁也无法阻拦。贺年风俗在都市风尚的裹挟之下，也渐生衍变而丰富多彩，互送贺年片的惯习，也只是其中一环而已。

另一方面，在发售数量逐年递增的情形之下，也应当看到，贺年片流行初期的设计与样式还乏善可陈，远不及国外印制者。即便在时尚之都——上海，至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最受青睐与欢迎的贺年片，也还是国外印制的。1934年1月创刊的《美术》杂志，对当时的上海市面上流行的贺年片样式做过一次小小的调查，刊发过一篇图文并茂的《一九三三年上海所见贺年片一般》，文中这样介绍称：

在这里介绍一些一九三三年上海所见到的外国贺年片，它们式样都很精致，色彩大多金碧灿烂，但缺少一种时代的美趣。可是每到了岁末，市上看得到的中国贺年片美妙的更少。我们很希望能够在这些年尾创制一些比它还美的东西出来！

不难发现，《美术》杂志方面，确实看到了国内贺年片流行趋势中的一大问题，即“舶来品”始终还未完成“本地化”，即赶时髦的中国人迟早都还会需要在美术风格上更“中国化”的贺年片。与《美术》杂志的意见相映证的是，当时中国都市民众对贺年片的需求，除了在数量与质量上每年均有大幅度的提升之外，确实还出现了个性化需求，以及商家应时而动、因人而异的私人定制服务。

譬如，当时的电影明星，苏州人王汉伦女士，就曾委托上海良友公司，为其印制带有其肖像照片的特制贺年片。1926年2月，《良友》杂志创刊，这一特制贺年片也刊登在杂志创刊号上，随之传入万千读者手中。谨就笔者所见，包括梅兰芳、黄柳霜、黎莉莉、胡蝶等文艺明星，均曾印制过带有个人肖像的特制贺年片。这些私人定制的特制贺年片，开始为贺年片的“本地化”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除了影坛与文艺界，中国文坛与学界，也多有个人设计与印制的专用贺年片，同样为贺年片的花样翻新与“本地化”有过一些助力。譬如，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后来归国荣任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就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1910—1914），自行印制过带有个人肖像的贺年明信片。只不过，这一特制贺年片，仅限于极小范围内的亲友间赠予，外界知者无多。另一个例子，则由私人空间走向了公众视野。那就是袁寒云以仕女图配以英文印制的贺年片，曾手书贺词赠予过苏州名作家周瘦鹃，因其印制精美绝伦，更兼为名士相赠之物，即刻被一些报刊翻印为随赠读者之画片，遂为大众所知，并可资效仿。又如，许地山夫妇曾以唐代壁画上的仕女捧酒瓶画像为主图，印制贺年片，其中赠予作家端木蕻良的一枚，也被翻印在了1941年的《时代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之上———时值许氏病逝不久，这枚贺年片被视作重要纪念物之一，被这一印量可观的文学杂志翻印出来，以广流传追思。

应当说，贺年片的流行风尚在出现了个性化需求与私人定制服务之后，已达到了相当热度。有一定经济实力，又有较大社交需求的都市人群，也开始追随并参与到这一新的时尚潮流中。为迎合这一潮流、抓住商机，一些商家又适时推出组装式的，可粘贴个人肖像与图像的新式贺年片。

譬如，《柯达》杂志于1934年就推出了所谓“只有阁下可用的贺年片(有趣而实用的摄影娱乐之一)”，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介绍了这一组装自助式的新式贺年片及其使用方法。不难想象，类似《柯达》杂志所介绍这类新式贺年片，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都市里，应当也曾流行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