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闻天（1902-1982），江苏溧阳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民革第二、三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

1940年8月，许闻天被国民党政府派往宜兴沦陷区任流亡县长。在担任宜兴县长期间，他先后数次与日军刀枪相见。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许闻天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过任何摩擦，相反，与国民党军队却起过冲突。1941年初，蒋介石派挺进纵队进入沦陷区，这些部队抗战不力，却做了不少祸国殃民的事情。许闻天对此非常愤怒，便与挺进纵队发生了冲突，结果被挺进纵队抓捕，遭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许闻天不得不离开宜兴，回到溧阳老家的乡间居住。

1945年初，许闻天与新四军苏南行署取得联系，计划与新四军合作抗日，却被溧城镇的日军和国民党特务发现，遭到两方不分昼夜地搜捕。许闻天在溧阳无处藏身，只得潜往皖南。在皖南歙县，许闻天被国民党特务侦缉，被捕入狱。当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流亡在皖北阜阳，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是许闻天的熟人，在他的营救下，许闻天获释。

抗战胜利后，许闻天跟随王懋功回到江苏，在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任主任秘书。这期间，许闻天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并积极参与组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孙盟于1945年冬在重庆开始酝酿，1949年秋宣告自动解散，历时近四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孙盟”不公开活动，属于一个秘密组织。

这期间，国民党统治区政治日益腐败，经济趋于瘫痪，人民生活艰难，许多有识之士要求和平民主、重建家园，而蒋介石集团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国民党内的一些民主人士有的大声疾呼，公开反对国民党政权，有的则秘密集会结党、有组织地联合各方民主力量，共同反蒋。许闻天和一些参与创建“孙盟”的同志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真正贯彻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恢复三民主义的本来面目，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才有出路，因此有建立一个和共产党合作反蒋的民主政团的必要。

经过一年多的筹划，1947年春，许闻天和一些民主人士在南京碑亭巷东方旅社集会，商谈建立组织、开展活动的事宜。参加集会的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中有以许闻天为代表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员，有以邓昊明为代表的老第三党（邓演达领导）的成员，有以陈惕庐为代表的从蒋介石嫡系中分化出来的高级军政人员。此外，还有个别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协商，大家逐步统一了认识，将组织定名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目的是分化瓦解蒋介石的独裁政权。

随后，“孙盟”在江苏、浙江特别是上海、南京等地建立了分组织，并逐步向全国发展。1948年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政治纲领》正式通过，其核心内容就是“反蒋拥共”。此外，“孙盟”还扩大组织，吸收了部分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进入各级领导机构。

“孙盟”的组织系统分为四级，即总部、省市支盟、分盟及小组。总部设中央委员会，委员33人，并设有常务委员会，许闻天是常委，担任常委的还有刘不同、邓昊明、陈惕庐、金绍先、贺耀祖、侯桐、高宗禹、谌小岑、杨玉清、韩梅岑等人。许闻天和陈惕庐还兼管组织工作。

“孙盟”虽然在苏、浙、皖、鄂、湘、桂、粤、黔、川、康、闽、京、沪、平、津、汉、穗等省市都设有支盟等组织，但它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开展工作一般以盟员个人的工作身份活动，此外还借助一些外围组织如中国农工通讯社、浙江省农村文化促进会、立法院二五座谈会、南京大学教授会及新群社等团体开展工作。

1947年冬至1948年秋之间，“孙盟”曾三次派杨沛如、韩梅岑到香港与民革的负责人朱蕴山联系工作，并要求把“孙盟”作为民革的一部分。朱蕴山表示欢迎，但要求取消孙盟组织的名称，改用“民革”的名称，这一更名意见未能在“孙盟”总部讨论通过。不过，“孙盟”仍然经常同上海民革、民联的负责人王葆真、郭春涛等保持联系，同时加强与在港的民革组织的联系，以求通过民革取得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号召之前，“孙盟”还派张达生三次过江，与新四军管文蔚所部的沈云樵取得联系，主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后来中共五一号召发布后，“孙盟”因自身处境不便，未能发表公开声明，但在口头上表示过响应这一号召。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许闻天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积极参与政务院参事室关于政策、政令、法案等研究及草拟事项，关于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呈院有关政策、法令、规章之专案审议事项，关于政策、政令推行实况之调查研究事项，关于政务院与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之间工作联系事项，关于总理临时派遣或交办事项等各项学习、视察、慰问、调查等活动中。1951年，许闻天和卢郁文一起随陈云副总理赴中南地区视察财经工作，以后又赴各地参加土改工作。

许闻天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民革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