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

在安徽省徽州地区（今黄山市）出版的《新安人物志》中，有着这样关于“新安人物”吕碧城的介绍：“吕碧城（公元1883-1943年），字圣因，安徽省徽州地区旌德县人，是近代杰出的女词人，著有《信芳集》《晓珠词》《香光小录》等十多本词集传世。”

龙榆生编选《近三百年名词家选》时，把吕碧城作为殿军，这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我国诗人词家灿若繁星，大有此外皆不足道之慨；二是鉴于旧中国男尊女卑，女诗人少，女词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如将吕氏遗漏，必遭后辈唾骂。

吕碧城的父亲吕瑞田做过清代的史官。她姐妹四人，大姐惠茹，二姐美荪，都以才藻而名，小妹坤秀，也工文翰，因无著述，隐没不彰。旧说吕碧城在排行中最小，实系误传。吕碧城别署甚多，如宝莲、遁天、兰青、清扬、晓珠、信芳词侣等皆是。一次，吕碧城游览天平山胜迹时，那儿有竹舆代步，抬竹舆的皆是平时在家刺绣的妇女。碧城立即将此情景收入词囊，口占一绝：“捷步吴娘气亦雄，笋舆高驾耸危峰。浮生半日销何处，尽在寒云催蓨中。”由此可见，她主张诗词反映现实生活。

吕碧城家境豪富，在上海威海卫路有洋房花园，从中年起周游欧美，登伦敦堡，泛建尼湖，踏访罗马古城，瞻仰旧金山，除诗词之外，还有不少著述，如《欧美纪事》《欧美之光》《鸿雪因缘》等等，可谓融贯中西，通博古今。吕碧城虽然长年侨居海外，仍富于爱国思想，“一·二八”事变之后，她从加拿大乘船回国，一位日本青年非常仰慕她的诗名，殷勤致意，并奉上详注地址的名片，吕碧城转身就将该名片投入大海中，并与同行的人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有血气的中国人决不甘心和仇人为友。”吕碧城虽然没有把日本侵略者与日本人民截然分开应属不妥，但其满腔的爱国热情却值得嘉许。吕碧城终身未嫁，死于香港，遗命将骨灰撒入大海，遗产尽数交给佛堂侍者。

吕碧城是因为父亲病逝、家境窘迫、自退婚约之后，才随着她的母亲离开安徽老家，投奔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从而来到天津塘沽的；在塘沽，又由于吕碧城的一次惊世骇俗的离家出走，才与天津的《大公报》结缘，那是1903年春天的事。当时，出走抵津之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时陷入困境的吕碧城，居然鬼使神差般地向居于《大公报》报馆的方夫人写了一封求援信，而更为戏剧性的是，这封信又偏偏被当时《大公报》的总经理英敛之偶然间看到，立刻为吕碧城的文采所倾倒，连连称许。于是，爱才心切的英敛之便亲去拜访吕碧城，甚是赞赏，并当即约定聘请她为《大公报》的见习编辑，从而使得时年20岁的吕碧城成为了《大公报》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编辑。

《大公报》

吕碧城这一段《大公报》女编辑的生涯，不仅解决了她的生活问题，更使她的文才充分发挥到极致。吕碧城她在《大公报》的报端屡屡发表的诗词作品，顿时受到诗词界前辈的赞许；吕碧城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鼓吹女子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于还出现了“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盛况。

除了在《大公报》积极宣扬女权，吕碧城还积极筹办北洋女子公学（后改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并出任校长（时年22岁），使自己成为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就曾经在这所学校里聆听过吕碧城的授课。

关于“吕碧城”这个名字，也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1904年到1908年，吕碧城借助《大公报》这一阵地，积极地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而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诗词，使她结识了大批当时的妇女运动领袖人物，其中就有“女中豪杰”秋瑾。据说，秋瑾也曾经用过“碧城”这一名字，以致人们都以为吕碧城的诗文都是出自秋瑾之手。两人相见之后，秋瑾“慨然取消其号”，原因是吕碧城已经名声大震，“碧城”一号从此应为吕碧城专用。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了颇大反响。

“夜深听雨小红楼，一抹春痕梦里收”，相信吕碧城将与《大公报》报史同在。

（作者系黄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