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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俗世奇人是天津卫的灵魂

2020年01月14日 15:14 | 作者:何肆 |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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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在位于老国展的2020年图书订货会现场,77岁的冯骥才带着《俗世奇人全本》与读者见面,人文社还根据大冯手绘的插画推出了一套扑克牌。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冯骥才先后创作了54篇“俗世奇人”系列短篇小说。其风格统一,传奇色彩浓郁,书写了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地域风貌、风土人情、生活风尚,也展现出我国民间文化的精巧技艺与其中蕴藏的智慧。

这些年,冯骥才为传统文化保护四处奔走,但也从未放下对俗世奇人的寻找与书写。2019年,冯骥才又创作了《大关丁》《弹弓杨》《孟大鼻子》《齐老太太》等18篇“俗世奇人”新作,现集成《俗世奇人全本》,呈现给读者完整的54篇“俗世奇人”系列。

今年77岁的冯骥才,身上还一直有一种“劲头”,这当然不只是曾经职业篮球运动员的身份留给他的身板和活力。面对读者,冯骥才总是把最真诚、最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和读者交流,哪怕是在一个不大的读者见面会现场,他也会全程站直与读者交流以示尊重。

面对他在意的文化遗产抢救,他走街串巷二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面对他热爱的天津文化,他总是觉得自己有责任要为这里的精气神做些实事,哪怕只是写好一个市井生活里的小人物。

不论创作、文化遗产抢救,还是书写城市文化,每一件都是大事。在这些可以讲大话或者指指点点的问题上,大冯却都扎扎实实做好了自己该做好的事。



作家真正的生活不是寻找出来的

都是不经意积累下来的

问:这些年看到您在不同领域奔走,《俗世奇人》算是您的一种回归吗?

冯骥才:我是一个跨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里穿梭。你们恐怕看不出来,我今年77岁了。最近二十多年我跋山涉水、走村串巷去做文化遗产调查、古村落调查。这些事情依然在做,因为我们现在文化遗产、我们的村落仍然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仍然是我的事。

但是岁数大了,在书房的时间多了一点,文学自然回来了。有人说这是我的回归,我觉得是。不是我想写小说,是小说找我写它。这二十多年里我的小说写得很少,甚至跟没写差不多,可是现在我觉得大量的东西涌上来让我写它。

这是什么原因?我体会到一个概念,实际上作家真正的生活不是寻找出来的,都是不经意积累下来的。为什么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后,在八十年代爆发出那么多的文学作品,那么多的文艺家?那是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压抑,一定要爆发。这二十多年来我在全国各地去调查的时候,遇见各式各样的创造文化的老百姓,这块土地激发了各种感情,引起很多对文化的体验、感知、思考,这些东西在我心里都积累着,现在写东西反而比那时候一直不停地写、寻找题材写,更自然一点。

问:您如何给《俗世奇人》的“奇”定义,它在文化上有特别的含义吗?

冯骥才:“奇”就是非同寻常,底线是意想不到,上限是匪夷所思。这些人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或者身怀绝技,或者他待人接物、做事做人让人意想不到。这样的人叫奇人。在古代,故事不叫故事,叫“传奇”。无奇不传,如果你没有什么奇的东西,大家也不会口口相传。

生活中如果你往深处看,会找到很多这样的奇人。我做了二十多年的文化遗产抢救,我看到中国大地上的奇人太多了——他们是有本事的人、有绝技的人,让人意想不到的人。我希望能通过一个巧妙的故事,把一个独特的性格挖掘出来。

问:能不能讲一个您生活中遇到的奇人故事?

冯骥才:这个故事我没放在书里,但是我遇到的事。天津有一种食品是十八街麻花,我知道它有一手绝活——“看天和面”,和面师傅看着天气来和面。不同的天气手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到十八街麻花去找他们老板,我说跟他们师傅见面,老板很客气地说“冯老师这个不行”。他说炸麻花可以看,和面是不让人看的。

问:那这样的故事如果要写,确实很考验作家。

冯骥才:对,不过作家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因为我生活中遇见的东西多了,这样生活的细节积累得多了,有一个契机就能把这些生活写到小说里。碰到一两个很好的细节,其他的部分就看我的虚构能力。

所谓虚构,故事里人物的性格命运可以虚构、故事的情节可以虚构,但是生活不能虚构。小说需要大量的生活,需要作家在生活中积累大量的、丰富的、扎实的、厚实的生活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虚构就没有条件。现在老爱提一个词,让作家“深入生活”。我觉得生活不是找的,生活中那些最好的细节你找不到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不经意的事情,过了十几年想起来很多细节还可以刻骨铭心。只有看到了记下来,或者通过虚构写下来。



天津人说泥人张、狗不理,说市井奇人

佩服身边有本事、有能耐、性格个色的人

问:人文社这次不仅出版了《俗世奇人全本》,还开发了文创品——一套扑克牌,内容是您为小说画的54幅插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这些插画的?

冯骥才:不是出书前画的,而是平常画的。

给你透露一下我的工作方式吧,我特别喜欢收藏本子,看到好看的本子都会买,每次出国也会买很多。我家有各式各样的本,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作用。有一个上面写警句,每次我想出深刻的话就写在上面,像泰戈尔写《飞鸟集》一样。有一个本子是手稿本,有时候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哪怕只是一个题目,我就把题目写在这个本子上,有时候脑海中冒出一个人物我就写上两句,过两天也就忘了。

《俗世奇人》也有一个本子。我这个本子写了三辑,每一辑都很厚,从头到尾写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我想这个人好玩的事就写上几句,然后画他各式各样的动作、形体,我心里这个人长什么德性,我就把他画下来。每个人物都画了好多个,比如泥人张就有20多个。

等到要出版的时候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一个人物勾下来。画插图很过瘾,我画天津人也很来劲。人文社的编辑也非常有想法,一副扑克牌加上大王小王正好54张,他们把我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做成一张扑克,集成了一副扑克牌。

问:《俗世奇人》书写了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地域风貌。里面的人物既在显要上层,更在市井民间。当中的人物又和天津有密切的联系。创作《俗世奇人》过程中,您如何表达天津地域文化?

冯骥才:我写这些人物和故事,确实在追求所有人物的性格共同点,就是天津人的性格。我更关注天津的集体性格,就是地域的特点。做了二十多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实际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多样性。

天津人是什么性格?天津是码头,是中西碰撞的地方;天津人豪爽、义气、调侃、幽默、斗气,但是斗气不较真。我举个例子,我有一天下班骑自行车,路过一个岗楼。那时候警察都坐在马路角上圆柱形的岗楼里。有一个年轻的警察刚上班没几天,但是刚穿上警服也有点神气。一个老大爷推着自行车,车后面绑着一堆木头。老大爷因为穿着棉裤,迈了三次腿儿都没迈上车。过往的车辆很多,警察有点替这个老大爷担心,怕他被撞上。

如果是别的地方警察看到了,大概会说:“大爷这个地方车太多,您那边去上,别把您碰到。”天津人不这么说,这个警察笑着跟老大爷说:“大爷,你要想练车,找个安静地方练去。”这就是天津人,正话反说,天津人平常都这么说话,所以天津人里才出马三立、郭德纲。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集体性格,天津人跟北京人不一样,天津人从来不说名人,不说齐白石,也不说李可染、郭沫若、茅盾;天津人说泥人张,说狗不理,说市井奇人,天津人佩服自己身边有本事、有能耐、性格个色的人,这是天津人。因为这样一个群体造成的集体性格我喜欢,所以碰上这样的东西我自然就要写。



我追求的不是天津味儿

而是天津劲儿,就是天津精神

问:这些故事里的语言也有一种天津味儿。

冯骥才:我的《俗世奇人》希望把天津人的地域性格,天津人独特的可爱的地方表达出来。我在小说里也在摸索一种语言。在叙述小说的时候,我追求的不是天津味儿,天津味儿是一个表象,我追求的是天津劲儿,就是天津精神。所以我要把天津人的气质放到我小说的语言里,我写的时候经常笑,我喜欢写这样的小说,觉得写这种过瘾。

问:您讲到天津是市井城市,您怎么评价天津城市文化?天津的性格是否也是历史沉淀下来的东西?我们看到您笔下的故事有非常浓厚的津味,但是今天在文学的版图上,我们能看到京味、海派的作家,也能看到东北文艺复兴的新作家崛起写今天的东北,却很难看到谁还在继续写天津。

冯骥才:这个问题非常好,讲到城市的存在感。在今天中国大的格局里,城市的存在感不是很强,因为它不是走在最前沿的城市。这跟一百年以前的天津不一样,那时候提到天津便说是“大天津”,外来的东西都要先到天津才到北京,到了北京是慈禧太后能见到,送到宫里,老百姓见不到。因为天津是租界,外国人来的话先到租界,所有的电报、邮局、火车、电灯电话、自行车都是先到的租界。

我小时候还赶上一段时间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大天津”“大上海”。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就跟国家一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除非一个地方不断的有强人、有高人,你才能把兴盛延续下去。

这也不是作家能解决的,当一个城市不那么兴盛,不那么冒尖,它的大城市存在感就不是作家能解决的了。但是作家要做的是把这个城市文化的特点留下来,把城市有魅力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外面的人更了解这里。很多人不了解天津,以为天津就是煎饼果子,天津还有更可爱的,我要把它写到小说里。

所以为什么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好作家特别重要,因为读者会根据作家写的东西重新认识这里的文化。俄罗斯的文化是在一个高峰上,因为有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柴可夫斯基、列宾这么一大批人,他们通过文艺作品,更集中、更鲜明、传播起来更有魅力地来反映一个民族的气质和精神。如果没有这批人,你连俄罗斯的性格都不知道。

《俗世奇人》写的是清末民初,按照文化年鉴史学派的观点,一个地方的文化往往在某一个时期表现得特别鲜明。比如上海,表现最鲜明的是穿旗袍的三十年代,周璇、张爱玲她们都在那个年代。上海的电影、画报、歌舞都特别有名;北京最有特点的是清末时期;天津最有特点的是租界时期,也就是中西碰撞的时候。

东方人和西方人看待彼此是不一样的。我在《单筒望远镜》里面说过,东方人眼睛里看到的西方人,不是西方人眼睛里看到的西方人;西方人眼睛里看到的东方人,也不是东方人眼睛里看到的东方人。正像男人眼里看到的女人,不是女人眼里看到的女人,女人眼里看到的男人,也不是男人眼里看到的男人。它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需要作家敏锐地发现。

问:您说天津近代化甚至比北京都要早,但也有一种感觉是西方的文化、租界的文化,对于天津本地的市民好像影响痕迹很小,甚至可能一些传统文化性格都在今天的天津人身上难找到。比如天津以前是很重要的码头城市,码头城市江湖文化,码头都是要奔南北东西的,但是今天天津人非常的恋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冯骥才:恋家也不错,有的男人不恋家媳妇还不高兴。我就恋家,我七十多岁了,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天津。但我对天津是了解的,天津人厚道、抱团。比如我在天津马路问“和平路怎么走”,天津出租司机会说“你上来我送你一段吧”。天津人受燕赵文化的影响,讲义气。我有一个朋友到天津找我,司机说“你找大冯啊,大冯在天津大学,我送你去”。各个地方的人性格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长处。



现阶段很重要的工作

是怎样唤起老百姓对自己文化的热爱

问:这些年您为文化遗产保护奔走,在您看来现阶段亟须改善的是什么?

冯骥才:我碰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老百姓不认为自己的文化重要,百姓没有觉得这些东西是他们生活中不能割舍的。

一条街有很多很有价值的房子,为什么很轻易地拆掉?不一定都是政府或者开发商想要拆,很多老百姓自己认为房子太小太破,他没有认为这个房子是有价值的,就把它拆了。

当代的老百姓和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是脱节的,这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看不到历史留下的东西的价值和重要性,一条街、一个节日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欣赏价值、审美价值、历史见证价值,百姓看不到。只看到这个东西能不能变成钱,如果能够有人来参观赚钱,他才认为自己的东西有价值。

我觉得现阶段很重要的工作,是怎样唤起老百姓对自己文化的热爱。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教育的问题。从教育上告诉孩子这些节日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元旦、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七夕、重阳,这些节日都是生活中的高潮,每个节日必不可少。我们也要认识每个节日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这个节日的灵魂是什么。最近几年对节日的认识是好一点,但是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还得从教育抓起,我认为传统文化的教育是一个方面。另外要带孩子们去体验传统文化,光念书、写答案还不行,还得自己去体验。

问:亲身的体验确实很重要。

冯骥才:小时候一到清明节,老师就领着我们到郊区踏青,我们看到草地长出嫩芽。我记得老师在垂下的柳树里面找最嫩的柳条,把柳条插进泥地,第二年老师还领着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看你去年插的那个柳树长没长成熟。看到真的有柳条在成长,小孩子都特别高兴。这个时候不仅自己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大自然是万物兴盛的,他感到大自然跟人的关系、节日和文化之间的联系。

问:说到对年轻人的教育,很多中学生和他们的语文老师非常喜欢您的《俗世奇人》。对于正在学习写作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吗?

冯骥才:我的小说都不长,长的也就是三四千字,一般都在两千字左右。我希望在两千多字里把一个人物写出来,这确实不容易。实际上短篇需要用最节省的笔墨,用准确的词语使人物活灵活现。你要写一个东西,不应该是模模糊糊还没有认识的时候要把它写出来,你一定让那个东西变得活灵活现在脑子里之后,再找出一个词来,把它写出来。

写风景、写事物、写一件东西,你都得要逼真地看见,而且都得看见它有表情才行。我有一个好朋友韩美林,我写过他的口述史,我很了解他。他爱画小动物,小猫小狗画得很可爱。其实他画很可爱有重要的一点,他是用爱心来画小动物。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很多苦,最受苦的时候他画最可爱的东西来安慰自己。所以他用爱心来画画,他画什么东西都把它当作人画,他画小鸟点一个眼睛,说“你看,小鸟冲我眨眼了”。他有这样的心情,觉得自己画的东西是活的,有生命的。

大概的要领就是这样,写一株植物,要看到植物是真实的、有生命的、有魅力的、有诱人的感觉,才能写。所以我们教孩子写作,不只是要教孩子怎么写字词,应该是教给孩子们想象。充分发挥孩子们的想象力,要把想象的东西想得很美,想得很生动,才能去写。    

编辑:董雨吉

关键词:天津 冯骥 文化 天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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