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开出上海市区，眼前几乎看不见高大的建筑了。老式居民小楼与巴洛克式的老洋房比肩相存。街边有不少旧房在拆迁过程中，即使是破碎的窗棂，也能看到昔日上海平凡生活的烟火气。

“有个老阿婆每天坐在这里晒太阳，笑嘻嘻地。我每天去舞团路过这里，看到她心里就踏实了，生活多美好。”金星看着车窗外对我说。

上海金星舞蹈团位于上海市杨浦区，近临北黄浦江边。舞蹈团在一个时尚园区内的尽头，拥有一幢独立的小楼，远远望去，好似一艘即将扬帆起航的轮船。

这个舞蹈团已经成立20年了。

排练场上的金星

舞台上的金星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现代舞团

“将来？……我希望我能带着自己名字命名的舞蹈团，全世界演出。”

我第一次走进舞蹈团的时候，除了发出惊叹没有别的情绪了。两层楼几乎所有空间都是以演员为中心而设计的：楼上楼下两个不同风格但同样宽大明亮的排练厅，过道里处处贴心安置的躺椅、软垫子、有储物格的沙发供演员们午休，种满绿植的午餐区，墙上是演员们的肖像照、剧照和海报，屋中一角摆着两个专为演员们使用的冰箱，咖啡区、热水区、鲜花、水果、干净的浴室……整个空间设计充满了对舞者的尊重和照顾。我转了一圈没有看到团长金星的办公桌，事实上行政人员的办公区只占据了一楼四分之一的空间。眼前这位全国人民都熟悉的大明星金星，在自己的舞蹈团中除了一张小小的肖像照以外，再无其他领地。我所看到的全是舞蹈，舞蹈中的她，舞蹈中的所有舞者。

下午时分，阳光打在二楼排练厅的地上，偶尔能听见风声，和被风撩动的黄浦江的河流声。金星和她的舞者们在排练，在舞动的身体中，分不出彼此。

“将来？……我希望我能带着自己名字命名的舞蹈团，全世界演出。”

说这话时是1993年，刚刚回国，受文化部之邀为全国院团舞蹈编导办现代舞培训班的金星接受《东方时空》采访。当时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记者突然问到未来有什么打算，金星脱口而出说了这一句。彼时，金星还没有任何留在国内的计划。那个时候国内对“现代舞”这三个字是相当陌生的，大部分观众对现代舞的认知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的舞姿。能够考入国有文艺团体是许多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梦。

“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现代舞团？”听上去实在有些天方夜谭。

我在那个时代认识了金星，除了对她的现代舞欣赏之外，我也被她直率的真性情所吸引。认识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的人生将会有如此多令人惊奇的起伏，而在所有的“不可思议”中，最让我惊讶并感动的，是她完全自己独立建立并坚持了20年的“金星舞蹈团”。这20年以来，我每次到上海去看望她，参观舞团，心都是提着的。我从没有告诉过她——我根本不相信她可以一个人办一个舞蹈团，就算是办了，在上海这个时尚大都市里做这么小众的艺术，并养着一个完整的舞蹈团……感觉他们随时会被各方势力碾轧。而一向勇往直前的金星，仿佛永远看不到困难，舞蹈是她生命的火焰，她总是竭尽全力地拢着那簇永不熄灭的火。

艰难的“起飞”

“我们就真的跟动物似的被围观。有一次我在活动身体，躺在地上，单腿别在后面拉伸大腿肌肉。就听有人说：‘哎，你看残疾人还练功呢！’”

1999年秋日某一天，我去金星在北京租住的家找她，一进屋，满地都是东西。不同以往的出差，这一次她好像要清空这个家。我看着她把相册、衣服，和好几双在我看来“华而不实”的鞋放进箱子里。我问她不就是去上海排练个作品吗？弄得好像要搬家一样。她试穿着这几双刚从欧洲买回来的鞋给我看，说对呀，排完以后也许我就回欧洲了呢。她一点没有要告别的意思，好像推开门不是去了新的城市，而是下楼喝杯咖啡那般随意。那天我们确实像往常一样下楼喝了咖啡，再见面，就是两年后的上海。

这之间我们偶尔通过电话，她说因为排练新的作品结识了更多的舞者，带着本来跟她从北京去的两位舞者一起成立了金星舞蹈团。她一直保留着北京的手机号，所以我固执地认为她早晚会再回到北京，尽管她在上海注册了金星舞蹈团，但是北京才是她艺术理想腾飞的大本营。

第一次去上海看她，她让我到上海大剧院找她。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为她高兴！金星舞蹈团在上海大剧院排练，这排场足以说明他们的高起点！那时候上海大剧院白天对公众开放，我是随一个旅游团一起走进上海大剧院的，就在导游姐姐的介绍下，我看到舞台上几个人在做地面练习。他们非常投入，并没有在意被围观的叽叽喳喳的旅游者和他们那频频闪光的相机。后来有一次我跟舞团元老汪涛聊起那些年，他说：

“我们就真的跟动物似的被围观。有一次我在活动身体，躺在地上，单腿别在后面拉伸大腿肌肉。就听有人说：‘哎，你看残疾人还练功呢！’一开始我特别反感，特别受干扰，没办法集中精力练功和排练，后来慢慢地我学会了屏蔽，当它不存在，我就进入到我的状态，慢慢变得更专注了。说起来我特别感谢那段时光。”

汪涛说那时候很幸福，每天可以练功，金姐安排演出就跟着出去演出，没有感觉到做舞团有多辛苦。后来自己出去做舞团，管理一大堆人的时候才体会到各种辛苦，回过头想到金姐的不易，她一个人扛下了所有事，一心保护演员们好好排练和演出。

舞团的起始阶段演出机会非常少，但是金星依然重金租着排练厅保证每天排练。“不练功的舞蹈演员没有办法上台！” 虽然没有演出但工资照常发，为此，她一直在想办法接一些商业活动能保证舞团的运转，却依然很难留住好演员。

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天她去上海新天地里一家时髦的餐厅吃饭，送来菜单的餐厅经理叫了她一声“金姐！”金星抬头看到曾经跟她合作过的一位舞者，这位在她眼里是最棒的舞蹈演员，现在穿着餐厅制服站在她面前。金星说她心里升起无数个叹息，只后悔自己没有能力把他继续留在舞台上。她最终还是在离开餐厅的时候对他说：“你应该继续跳舞。”

这位“被金星从餐厅里捞回来的”舞者就是现在金星舞蹈团的团长韩斌。同样的故事，他却是这么对我说的：

“那次在餐厅碰上了，她说你怎么在这？我说我打算不跳了，她说你不应该不跳，你是多好的现代舞演员啊……你到我这来，我正好马上要去法国巡演了，需要演员。你帮我一个忙……

你看，她那时候说你来帮我一个忙，而不是说你彻底来到我这里，她用‘帮忙’两个字。我想了想，就过来‘帮忙’，一直到现在。”

“啥事没有”

“我们每天中午订了盒饭，只能坐在地板上，我记得我们把从飞机上带回来的毯子铺在地板上，大家都围在一起就像一家人在野餐一样，像在公园里。”

2000年后我几乎每年都会来上海一趟，眼看着这个国际商业之都的崛起。我坐在外滩与纽约同时开张的餐厅里举着一张法语菜单感到世界的心跳，我迷恋黄浦江上闪进我双眼的霓虹灯，一切的一切都有着与北京不同的秩序。而在这光怪陆离的城市脚步中，金星带着她的舞者们闪转腾挪，寻找着现代舞的落脚点。

2006年盛夏，上海的老百姓都说摊个鸡蛋在地上可以熟的。我蒙了一脸汗水跟着快步如飞的金星，她带我过马路穿弄堂，背着印有“上海国际舞蹈节”标志的双肩背包一颠一颠地走着。“这种天气对皮肤好”，她回头冲我笑。

又是几年没见，她说她换了排练室。

我们来到一个铁架交错的看似是上世纪70年代的小楼。走上五层歪歪扭扭的楼体外的铁楼梯，一掀帘我愣住了！这不是社区文艺活动室嘛！我看到一对对老阿叔老阿姨们在跳交谊舞。金星带我走进更里面的一间排练室，我终于看到了熟悉的现代舞者们。

没有空调，一地的汗水。演员们每次停止的时候都有人把地擦一遍。金星拉过屋里唯一一把皮面折叠椅，抚平了一下表面已经露出的海绵让我坐。她说：

“我们马上就要有新的排练厅了，这里就是过渡一下。”

音乐一起，在舞者们的律动中，一切都没有变！舞蹈中的他们还是一样的纯净。我很快忘掉了环境的燥热，甚至忘记了这里是快节奏的大都市上海。

那些年金星从来不会说她的难处，无论我怎么问，她只捡最好的说。直到今年我跟舞者们聊起来，很多记忆的碎片才逐渐拼凑上。

演出不多，确实支付不了上海大剧院的排练场，金星在想办法寻找演出机会和新的排练厅，他们像是上海城市里的游击队一样，能有地方排练就先驻扎进去。

我去的那间社区排练室不是舞团条件最差的时候，还有更差的。但是被舞者们回忆起来，那是一段“小太阳时光”。

汪涛说：“那栋楼马上要拆了，除了电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玻璃是破的，好多地方干脆没有玻璃的，直接可以碰到外面的防盗钢筋。正好是冬天，上海11月份最冷的时候。金姐买了几个‘小太阳’（小型电暖气），现在团里还留着。我们每天换衣服之前就是先把练功服烤一烤，烤热了赶快穿。后来还是冷，特别是早上，我就说先不上课了，咱们开始踢毽子、玩沙包，反正先一顿玩，玩得冒汗了再练功。”

现在的舞团首席演员孙主臻指着“小太阳”告诉我，就是这东西，那时候可太管用了！她说：“我们每天中午订了盒饭，只能坐在地板上，我记得我们把从飞机上带回来的毯子铺在地板上，大家都围在一起就像一家人在野餐一样，像在公园里。”

团长韩斌数了一下，说那段时间虽然艰苦，但舞团演员人数也大约有十三四个人了，恶劣的排练环境，反倒让演员们有了很强的凝聚力，大家依然每天按时练功、排练。打扫卫生热身，跑步热身……然后下午集中精力排练《午夜狂人》那个作品。整整一个冬天，好像没有一个人感觉到艰难什么的，想起来都是很快乐的回忆。

“危楼”的冬天过去以后，他们的作品得以在新建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随后，他们搬进了东艺交响乐排练厅。

“你看，啥事没有！”说这话时，金星开着自己那辆小甲壳虫带我逛上海。

一路上说的都是她在泰国拍电影的故事。我知道她演一个黑帮女人，里面有好几身特别妩媚的装束，她跟我学着几个表演上的设计，还有她徒手抓飞机的惊险过程。她说终于有了固定的排练厅，很快要去欧洲巡演了：“在法国最好的剧院里。”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特地回头看她，自从认识她那天起，从她的脸上，我看到的永远是希望。

而直到今年我从舞团演员那里才知道，金星当时没有钱请国外的演出商来中国看她的作品，她去接了这个电影以后，才有钱请人来，才有了后来震撼法国观众和媒体的演出，被当时法国媒体称为：“正当我们的现代舞不知该往何处发展的时候，一个来自东方的舞蹈艺术家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看不出来的生存危机

除了能够勉强保证排练场租之外，这个按月发工资的民营舞蹈团曾经连续五个月发不出演员的工资了。

金星舞蹈团自此走上了世界巡演的轨道，每年安排满满的巡演计划，使金星舞蹈团过上了一段比较安稳的日子。在这个时期金星也在不断地创作新的作品，如《游园惊梦》《卡尔米娜·布拉娜》《迷魅上海》等大型的现代舞作品。然而，没过多久，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了全世界，国外巡演纷纷被取消，金星和她的舞蹈团再次陷入危机。祸不单行的是，她自2006年起每年自掏腰包办的《舞@上海——国际舞蹈节》，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最后一刻，她不得不把自己家的房子抵押了出去。

有一天接近半夜，我接到金星的电话。那时候身在北京的我并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她用一种非常轻松的语气跟我聊天，说说八卦，问候一下老朋友们什么的。在这不明所以的一通电话中，我清晰地记得她说：“北京哪里有大的厂房或者艺术家空间？能放下一个舞蹈团的……唉，是不是都离市区很远？

“也许舞团可以解散了，我跟老公孩子去哪儿都行，回北京，回欧洲。过日子。

“我也就是说说。没事。”

尽管这三句是花插在那些笑谈中的，我依然感到了来自她心底里深深的压力。然而，她什么具体的也没说。

2010年，金星舞蹈团和易卜生国际合作舞蹈剧场《玩偶之家》，我因为参与了部分工作，在舞团待了两个星期。

当时虽然困难，但还是在东艺的排练厅里。我来到传说中的宽大的、有空调的排练厅，一进东艺的大门，保安直接把我指向了货梯。顺着货梯直接到了地下二层。他们在这个不见阳光的排练厅里已经生活了四年。

“多好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有空调！”

金星说着递给我她的盒饭。她扮演娜拉，每天高强度的训练让她失去了胃口。

我发现她跟舞者们在一起，就好像是跟一班同学们在一起一样——平等，没有任何架子，她会随时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会非常虚心地听挪威导演的安排，甚至还提醒自己舞团的舞者，要尊重导演的所有想法。《玩偶之家》是一部中挪舞者同场演出的作品，挪威演员说的台词是挪威语，中国演员说中文。听不懂任何挪威语但又要知道对方的台词说完了，金星和舞者们一开始把挪威语换成相似音的中文字，这样才慢慢熟悉。金星的快言快语和形象地转换挪威语变中文的能力经常让排练场充满欢笑。

混在舞者中间，一点儿看不出来她是著名舞蹈家。

同时，更看不出一丝舞团正在经历着生存危机，也看不出来金星每天要面对的债务压力。除了能够勉强保证排练场租之外，这个按月发工资的民营舞蹈团曾经连续五个月发不出演员的工资了。舞团里有不少演员不得不离开，而留下来的资深演员们，心里也翻腾过离开这个行业的想法。

舞团里有个来了不久的男演员，身体条件个头形象都非常好，但是非要辞职不做舞者了。韩斌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要结婚了，却一点钱都拿不出来。这件事对韩斌也是一个刺激。此时的他马上就要做爸爸了，生活的压力扑面而来，而他眼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担忧让他坐立不安。他跟金星提出了辞职。

“我跟她说我打算不跳舞了，年龄也到了，也被生活折磨得差不多了。”

他表示说演完即将去澳大利亚的巡演就不再跳舞了。金星对此并没有多说，只是说了一句：“再坚持一下。”

他们彼此并没有对这次谈话再有过多交流。去澳大利亚演出之前，恰逢春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金星包了她家对面的一家卖鸡公煲的苍蝇馆子请全团演员欢庆节日。那天我在场，不知情的我跟着大家欢吃欢笑，无意中我看到平日里从不多说话、表情也非常单一的韩斌在流泪。而坐在他旁边的金星也在落泪。

韩斌只说了一句：“太难了。”

“金姐是在玩票吗？”

而在我看来，她平日里有多热闹，舞台上的她就有多孤独。

今年，金星舞蹈团成立20周年了。当我跟很多北京的朋友说起来时，我得到的反应是——

啊？还有一个金星舞蹈团吗？

金姐是在玩票吗？

仔细回想，这些年金星舞蹈团来北京演出比较少。她从不参与任何现代舞节、论坛活动，或是舞蹈组织，她很像是舞蹈界的编外人员。

2016年我为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的专刊《批评的舞台》撰文，在梳理中国现代舞的开端与发展时，没有一个环节能离开金星的名字。翻看金星舞蹈团这些年的演出记录，舞团一直在全国巡演。在金星做《金星脱口秀》最忙的那几年，她依然可以保持每隔一周就出现在一个不同的城市，与她的舞蹈团一起演出现代舞。与大部分现代舞者不同的是，金星无论在哪个城市演出，她都会在演出前孜孜不倦地普及现代舞，告诉观众如何观赏、舞蹈的涵义是什么等等。

2012年搬进现在地址后的金星舞蹈团，全体舞者每天早晨9点按时打卡，上午上两节舞蹈基础课，下午排练作品。金星每年从国外请编舞老师来给演员们上课。比起过去，舞团的条件不知道好了多少倍，而唯一没变的，就是每天排练，为舞台时刻做着准备。

他们一直在台上。

坚持，是我从金星身上看到的最珍贵的品质。我常常不断地追问她，为什么一定要做下去呢？她反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她曾经对我说过：“舞台上的我是最真实的我。”

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是将近20年后，我在唐山大剧院再次看她在台上跳舞，这一年她正好50岁。

著名的现代舞大师玛莎·葛莱姆曾经说过：“身体不会欺骗，身体会袒露真相。”

舞台上的金星，当她舞动起来，她仿佛在与你诉说，她在把心一层一层地剥开给你看；随着演出的结束，她又一点一点地收回去，庄重而华丽地扮上妆容成为美丽的金姐。金星的舞蹈无疑是拥有美的形式的，充满了古典主义的抒情感。但是，细读她的作品，却发现她一直在表达孤独，这种孤独存在于个体与集体的对抗中，以及人生逆流而上的伤痕里。她的不妥协，不盲从，她的在泥泞中始终保持的乐观和火热，都融入在她的舞蹈中。你可以强烈地体会到她的心灵陈述。

此时的金星已经是家喻户晓的金姐，她的犀利、率真和宽厚使她获得了大量观众的喜爱。

而在我看来，她平日里有多热闹，舞台上的她就有多孤独，那是一种散发于血液的，超越舞蹈技巧的真情。

她不诉说，她只跳舞。（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