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坚持和促进组团形态的空间发展模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就是起源于应对当时严峻的公共卫生事件，以霍华德“田园城市”为代表的分散、分层级、分组团的空间结构与社会治理结构被认为是解决公共卫生窘境等诸多现代城市问题的一种有效办法。在随后的100多年间，社区结构、社区精神及社区治理一直被作为现代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天，当我们再次面临新冠肺炎传播的灾难性危机时，有必要重新思考宜居社区建设对于卫生防疫的重大作用。

必须高度重视社区基本单元的防疫防灾能力

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际局面说明，当疫情爆发时将大量被隔离观察者、疑似患者、轻症患者等全部纳入城市的高等级医院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承受的，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城市社区的基本隔离与防疫能力，从而建立一个网络化的体系。近年来许多城市倡导的社区宜居生活圈，在关注日常生活性功能的同时，也必须是一个具备基层隔离、防疫、防灾能力的空间单元。建议有针对性地开展城市基层社区公共设施类型、标准等修订完善工作。这方面，日本、新加坡等都有诸多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第七医院发热门诊人满为患

慎重斟酌住区开放—封闭的适宜尺度

关于居住小区应该是封闭还是开放，近年来学界、政府、社会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虽然从城市规划学理上、政策文件上都明确支持打破围墙、开放小区，但是在文化心里、民众意愿、物权法理等方面还有巨大的障碍，因此实践中真正破除围墙、开放社区的情况很少。这一次面对重大疫情，全国众多城市采取社区封闭管理的实际需求告诉我们，有必要重新理性、慎重思考住区开放—封闭的适宜尺度：既不应是一刀切地取消封闭社区，也不应是简单地以邻为壑强化封闭社区，而是要认真研究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和管理尺度上封闭社区，什么可以封闭，什么又应当开放？

对住区应该是封闭还是开放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重塑共同缔造下的社区自组织能力

这次对重大疫情事件的应对，充分体现了举国体制的效率和能力，但是也极大地暴露了社区基层治理缺乏、民众协力自助意识和能力极其薄弱等问题。如果面对这样重大的疫情或灾害，全部依靠公共行政资源来应对、解决，那么再强大的国力也无法支撑，而且很难得到社会广泛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因此，必须通过社区共同缔造，重塑城市居民的社区精神，重启社区的自组织能力。社区共同缔造要将空间环境的营建作为凝聚社区人群、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和媒介，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关注物质空间的内容。

社区共同缔造

（张京祥：江苏省设计大师、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