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落幕。韩国电影《寄生虫》一举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大奖项，成为最受关注的影片。除却一家独大的《寄生虫》，我们也应看到光环外的其他作品，为此“光明观影团”选取了荣获最佳改编剧本的《乔乔的异想世界》，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配乐的《小丑》，最佳女配角的《婚姻故事》以及获得9项提名的《爱尔兰人》四部影片，希望能带给读者更丰富多元的观影视野。

作者：李雪蓓

婚姻为艺术作品提供了比爱情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社会议题，由鲍姆巴赫自编自导的新片《婚姻故事》自2019年夏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以来，口碑与热度一直不减，并入围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的多个单元，劳拉•邓恩则凭借律师诺拉一角先后拿下了金球和奥斯卡的最佳女配角奖。

《婚姻故事》海报

据导演自述，《婚姻故事》的灵感来自他与前妻相处的真实经历，比起许多直接否定婚姻制度的影片，该片自始至终没有质疑婚姻的价值，反而以琐碎日常反复确认夫妻双方仍爱着彼此。因而导致他们最终分开的并不是婚姻这一社会关系本身，而是来自亲密关系中两性权力的不对等。

影片以夫妻互相读情书开始，以此交代他们过往的生活状态，让观众对这段关系有了近似当事人的亲切感，并确信他们之间存在爱情。而后切到婚姻调解室现场，气氛急转直下，妻子妮可以拒绝沟通的姿态先入为主，“离婚故事”的序幕由此拉开。此后，影片的前半段沿用了这一策略，把丈夫查理设置为被动接受妻子提出离婚的一方，但在妻子回溯过往的讲述中，她又是婚姻中牺牲自我和不被尊重的一方。导演有意用离婚作为区分历史与当下的时间点，以丈夫当下的窘迫与被动，弥补妻子长期以来在婚姻中的弱势状态，力求在拉锯过程中给予观众情感上的平衡。

《婚姻故事》剧照

这是有趣的尝试，但仅限于观影即时情感的微弱倾斜，归根结底，本片仍是以男性视角讲述的离婚经历，导演不自觉赋予了丈夫更多共情的时间。除了以被动的“离婚受害者”身份博取观众同情之外，影片后半段更是极力展现单身父亲在挣钱与照顾孩子之间难以平衡的窘迫，如家庭观察员与查理和儿子相处的一幕，用了大量笔墨展现父亲的不知所措，他甚至不小心划伤了自己；在万圣节被父母分别领着去街上要糖果时，以儿子收到糖果数量的直接对比，放大了父亲的匆忙和挫败。与此同时，对妮可作为单身母亲为照顾孩子花费的心血、如何实现经济独立则避而不谈。

这种表层叙事视角上的不平衡，实则是里层故事中两性权利关系不平衡的外化，而这种不平衡恰恰体现了影片表里如一的贴切性。如上所述，本片的核心冲突不在于批判婚姻制度，而是反思婚姻中两性的权力关系。在福柯的理论中，“权力无处不在”（福柯《性经验史》），他认为权力内在于各种关系，两性关系亦关乎权力。《婚姻故事》中两性权力关系的不平衡并不来自某一方在日常婚姻生活中的缺位，妮可与查理都是称职的父母，查理还有着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他们的矛盾更多在于生活方式、审美理念和创作话语权的博弈，这在纽约与洛杉矶、百老汇与好莱坞、导演与演员这几组关系中可见一斑，丈夫和妻子分别作为导演和演员的身份设定，使故事自带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殊性，也因此得以回避生活琐碎，直接深入价值观层面，探讨婚姻之外男女性作为个体的价值。

《婚姻故事》剧照

律师是本片的功能性人物，其作用是为观众抽丝剥茧，梳理被忽视的婚姻关系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这其中，女律师诺拉是绝对的亮点。她以极富智慧的独立女性形象出现，救妮可摆脱婚姻的泥淖，在批判社会对女性的苛刻标准时，她的精彩演讲是全片最富女性主义精神的时刻；在面对面调解时，论及双方的口头承诺，诺拉犀利地指出，“你（查理）想要的时候是协商，而妮可想要的时候就是讨论。”点明两性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是导致这段婚姻走向破裂的根源。与此同时，双方律师提起诉讼的过程还涉及了美国法制、亲子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让本片主旨在探讨爱情之外，有更深刻的社会价值。

纵观全片，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叙事结构，更多依靠爱情里隐秘和微妙的情感取胜。当妮可试图争取生活和创作中的权利，打破夫妻原有的相处模式时，他们的婚姻关系为之震颤；当观众跟随婚姻争执行至片尾，反而更加确认夫妇间彼此相爱。结尾处，儿子读信的温情时刻更是他们对彼此的真心表露，如导演鲍姆•巴赫所说，“即使他们最终没有在一起，这仍然是一个爱情故事。”只不过在维持夫妻关系和实现个人价值之间，他们都选择了后者。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