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传”写作，是人物传记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文类，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所“传”人物生平的历史文献与文学审美的“叙”，而且更多的是因其内隐的学术价值所凸显的多方面、多角度和多价值的“评”。关纪新的这本《老舍评传》（增补本）正是在对老舍的“叙”与“评”的平衡检视中，呈现出一个在为人为学等各方面都是多元并深刻的有生命温度的老舍。

稍有文学经验的读者一定会知道，老舍的一生不仅仅是文学的，还有着来自家庭的、民族的乃至国家的种种人生经验所带给他的生命历程。所有的生命历程在这部增补本中，通过“北京”“平民”“满族”“爱国”等关键词被一一展现出来。

老舍的创作立足于北京城和生活在这里的平民，这些创作所表达出来的审美气质在《老舍评传》中被关纪新以大量的笔墨、深刻的分析和丰富的理解一一呈现出来，他为我们勾勒出老舍创作的独特审美风格，尽显老舍作品的语言之雅俗共赏及其内容之力批时弊的独特气质。

从语言来看，老舍的作品以北京白话为叙事语调。在关纪新看来，老舍“将北京话的内在美感通盘地准确地把握住，再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这样的超凡之功，才成了中国现代作家中运用北京大白话写作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考虑到民国时期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老舍的叙事语言应该是迎合了民众的阅读水平和能力，“像《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许多作品都具备这样的特点，它们的‘俗’体现在无人不可读懂，它们的‘雅’（或曰‘严肃性’）则体现在不同时代、不同理解能力的读者，都可以不断地或深或浅地品味到其中的写作用意。”因此，老舍作品的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是主要的审美特色。

从内容来看，老舍的作品多以身边的人和事为蓝本。比如关纪新在评点《小玲儿》时说：“《小玲儿》的写作，已经显露出老舍创作现实主义的端倪，他在日后十几年创作生涯中，凡属成功的作品，无不闪现着极为充实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光彩。”如此的现实主义写作，应该说离不开他早期所生活着的一个失衡的中国社会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能够感知和观察社会的无序与混乱。因此，老舍总是以悲悯的情怀来书写普通的小人物，通过这些生动而困窘的底层民众生存状态来抨击社会的时弊和不公。

随着社会格局的变化，老舍的作品内容也随之有所调整。比如在抗战时期，他以自己全部的激情和笔墨投入到抗击外敌入侵的工作之中，作品多褒扬爱国的中国军人和民众，同时对怯懦苟且出卖民族气节的偷生者和卖国者给予了无情的鄙视；到了新中国成立，老舍对百废待兴的国家表现出无比的热情，他用笔来抒写新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化和文化革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提供了具有感染力的作品。从老舍的历时性作品创作来看，其作品内核中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文风始终贯穿其中。关纪新曾恰如其分地评价说：“‘启蒙’与‘救亡’，这两项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思想界（包括现代文学界）最基本的也是最光荣、最艰巨的任务，在作家老舍笔下，被如此清醒地协调起来。”

老舍作品的另一个鲜明的审美特点就是“幽默”的运用，这也是老舍有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特点。正如关纪新所说：“他一生的代表作，悲剧居多，可这些悲剧又往往以独创的幽默特色著称。用幽默笔法写悲剧，是老舍独树一帜的写作专长。”在《老舍评传》增补本中，关纪新对老舍作品中的幽默特色作了详尽的评述。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城市民阶层中生活着为数众多的旗族（满族）平民，他们无论是现实中的生存环境还是精神上的焦灼状态，都促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彼此戏谑、调侃，以此应对惨淡的人生境遇。可以说，北京旗人正是在生活的苦难中学会了以玩世不恭的幽默感来暂时忘却人生的苦楚并满足心理的快慰。“幽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北京旗人在长时间的生存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无疑也被老舍承袭下来，成为老舍创作中的重要内核。对此，关纪新如此评述：“幽默本是他从满族民间文化中获取的艺术天性，初期作品将幽默风格下意识地发挥到了失控的地步，引起一些批评是自然的，但是，像《猫城记》那样执意远离幽默，势必掩盖作家的写作优势，也要导致艺术的失利。他决计返归幽默，并且提醒自己把幽默看住了。”这种幽默习性从始至终贯穿在老舍的创作中。如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这些早期作品中对幽默的使用还带有一些下意识表达的迹象，那么到后来他的创作在逐渐成熟之后的主题内容都较为严肃的作品，如《四世同堂》《茶馆》等依然能够将幽默恰到好处地贯穿在小说中，最终形成老舍式的幽默艺术。

可以说，老舍在语言、内容等方面独有的艺术审美特质在关纪新看来，是他对北京旗族（满族）的文化历史、民族思维、生活习惯的继承、汲取和提升。通过《老舍评传》增补本，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和感受老舍在其漫漫的创作路上，对艺术审美的追求，对民族荣衰的关切，对民众生存的悲悯，这些都是老舍独傲于文学世界的创作风格特质。

（作者：高云球，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