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思明

电视剧《暴风骤雨》改编自著名当代作家周立波的同名长篇小说。红色经典小说《暴风骤雨》是新中国最早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优秀作品之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个人风格。小说发表后风靡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曾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小说《暴风骤雨》讲述了1946年到1947年间，东北某村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以萧祥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进驻松花江畔的元茂屯，发动和组织广大贫苦农民展开对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韩老六被处决后，他的弟弟韩老七带领土匪武装进屯，进行反攻倒算，企图扼杀新生政权。在工作队的领导下，以赵玉林、郭全海为代表的农民群众斗垮了阴险狡猾的地主杜善人。最后，赵玉林在追击土匪韩老七的过程中不幸牺牲，郭全海报名参军踏上解放全中国的新征程。

赵玉林是周立波在原著小说《暴风骤雨》中着力塑造的主人公，是个老实忠厚的贫苦农民，有宁折不弯的硬骨头性格。土改工作队到了元茂屯后，他在工作队同志的启发帮助下很快觉悟，与地主阶级势不两立，在与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没有丝毫犹豫和胆怯。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时，他被评为一等一级，但只领取了三等三级的物资。可以说，小说中赵玉林具有强烈的性格魅力和人格感染力，作者对人物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

然而，电视剧《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与小说中的赵玉林大相径庭，是一个“桀骜不驯、泼皮顽劣、性格倔犟的人物”，在青年演员张若昀的演绎下，匪里匪气、痞里痞气、吊儿郎当。在电视剧中，赵玉林完全没有了小说里朴实、憨厚、穷困、压抑的状态，而是整天快活无忧，除了衣服上的几块补丁外，丝毫看不出是一个缺衣少食的穷人模样，也不见辛勤劳作的场面。甚至这个在小说中穷困潦倒、苦大仇深、有妻有儿的憨厚农民，在电视剧中居然整日纠缠于三角恋。如此编剧，实在匪夷所思。电视剧将文学名著作品中的一号正面人物，塑造得如此不严肃、不真实，甚至抹上了一层灰色，缺乏思想和美学的价值。

此外，电视剧《暴风骤雨》还更改了小说的故事框架，将故事背景前移到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了不少与日本侵略者交锋的情节。对故事框架的随意改动，无论艺术审美考量，还是思想价值分析，似乎都并未增加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无非是注入更多水分，拉长电视剧的长度，使之体量达到50集而已。这样的行为，不仅暴露了主创偷懒、缺乏创意，还暴露出对原著的亵渎与随意。究其原因，无非是市场法则牵引，与艺术价值建构无关。

电视剧《暴风骤雨》中戏说、亵渎灵魂人物和随意改变故事年代背景的硬伤，并非个例，“戏不够，情来凑”似乎已经成为编剧们的法宝。在改编中加入情感戏码本无可厚非，可在改编经典红色作品时融入“三角恋”的情节元素，不仅亵渎了影响几代人的经典作品，更亵渎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名著改编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老话题。名著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不会衰朽的“活招牌”，名改编当然不该成为“雷区”。如何把握名著的思想内核、故事精髓、人物个性，使之在新的艺术形式转换中获得新的生命，可谓是名著改编影视的关键所在。对于名著《暴风骤雨》的主人公形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赵玉林，但在影视化过程中，当主创将赵玉林用影像演绎出来时，在人物形象、个性特征、思想内核、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上，都应忠于原著，甚至超越原著，而不应与原著差异过大。

总之，文学名著改编应遵循“经典正说”原则，要努力保留和传递名著的思想价值、美学价值、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名著改编首先应忠实于原著，但忠实于原著并非意味着机械照搬，改编者要在真正吃透原著核心主题、艺术精华基础上有所深化和发展，精心处理好改编作品与原著在内容、形式、思想等方面的传承与创新关系。编、导、演要按照影视剧创作的艺术法则，对原著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择取，体现出改编者的思想见地与审美独创，从而创造出不负原著的优质影像艺术作品。（周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