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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元

2020年04月24日 14:57 | 作者:徐 冰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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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套色版画)17x19cm-1947年-古-元

秋 收(套色版画)17x19cm-1947年 / 古元


月中,在日本忙完展事回京,才知古元先生两个月前已辞世。人固有一死,作为一件事,友人说得平静,但对我却是件大事。因为在我看来,古元是少有的了不起的艺术家,而且与我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不是指某些具体的事件和艺术对我的影响,确切地说,古元和他的艺术在我思维的网络中是一个坐标,就像棋谱上几个重要的“点”。在我前前后后寻找的几个大的阶段中,在我需要“辨别”时,总会遇到它,作为一个问题和参照,我必须面对它而不能绕过去。

还在小学时,我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就叫《我爱古元的画》,因为当时的作文选中有一篇范文叫《我爱林风眠的画》,所以我就模仿了一篇。模仿是最省事的,我可以把古元的《京郊大道》《玉带桥》与春游的感受联系起来,当时古元的画吸引我的是那些大圆刀,我觉得一刀一刀刻得很利索,这是艺术。

我家在北京大学,“文革”中我们这个园子里“黑五类”特别多,我是一个“狗崽子”,但也因祸得福。一些先生为了少惹麻烦,清理旧物,知道我爱画画,便把收藏多年的艺术书籍转给我,其中有德国、苏联的画册和解放区大众美术工厂的出版物,以及鲁迅编选的《新中国木刻集》等。我开始看到古元早期的木刻,只觉得比后来的显得粗糙些,但刻得老老实实,和画中的人一样。


古城门外(水彩)1953年-古-元

古城门外(水彩)1953年/ 古元


又过了很多年,我去插队了,在北方的一个山村里,那地方很穷,但人很淳朴。也许因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人的举止动作都很慢、很简单,穿戴、说话、办事都没多大变化。因为就这么几户人,谁家怎么回事,说不说从根上都知道,所以也就一是一、二是二的。那时带在我身边的一点宝贝中,就有那几本画册和我自己剪贴的古元的木刻与其他的一些版画。当时我觉得我所在的这个村子一切真像古元木刻的感觉,这一点我印象很深。

1977年,我从农村来到美院,开始学习艺术。杨先让等几位先生讲得最多的就是古元了,当时的最高追求就是表现好生活的气息和人物的味道,特别提倡古元式的味道。我们是工农兵大学生,文化上有缺陷,但也有长处,比如说,我可以在很多方面切切实实地理解古元的艺术,因为我在古元木刻的环境中生活过。我开始学习古元,试着把那些记忆中打动过我的细碎的情境用木刻的语言表达出来,古元先生也肯定我的艺术追求。但我后来发现,我寻求的一种东西似乎总也抓不到,小到那村口的一个土坡的感觉,我可以从古元的木刻中找到这个土坡,但当我试着刻画它时,一经转印出来,却已经不是那个土坡了,这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古元的不得了,属于他的那一部分是不可企及的。也许有些人的木刻是可以学的,因为它是“知识的”,但古元的木刻是没法学的,因为它不是“技法的”,而是“感觉的”,这是我刻了几百张木刻之后才体会到的。看他木刻中不过两寸大小的人物,就像读鲁迅精辟的文字,得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关于中国人的信息,让我们懂得我们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很少有哪个画家能和古元比。


烧毁旧地契(黑白木刻)1947年-古-元

烧毁旧地契(黑白木刻)1947年 / 古元


中国古代文士不善画人,即使画人也多是山水意境之点缀,后来学了西法,又太会画人,太会把人物安排在自己的技术中。如果说古元给我们的是生活中的中国人,相比之下不少大幅油画中的则是话剧中的中国人。

后来我留校了,因为我“学”得好。1982年前后,我有一些机会可以出国学习。但这种大的变动无疑会影响到我的艺术创作,我拿不准,当然要征求古元的意见,他说:“你的路子适合在国内发展。”这话对我而言像是得到了一次艺术上的认可,从而满怀信心地继续着我要去做的事情,任何事只要你一个劲儿地钻下去,都能悟到一些或升华成另一种东西,我很庆幸在那个节骨眼上得到了这个建议。


抗-旱(版画)1943年-古-元

抗 旱(版画)1943年 / 古元


事情过去了才会清楚,我当时迷古元的艺术,其实并不懂得古元,或者说只懂得古元的一部分。也许是因为太爱一个东西,你看到了就足够了,不必再去问里面是什么。和许多同行一样,我只看到古元那一代艺术家从生活到艺术的方法和朴实风格,以坚持“深入生活”的方式弥补自己的不足。而在愿望上对这种方式及风格模仿和继承的不走样,反倒使这种经验变异、退化为一种采事忘意的标本捕捉和风俗考查,以对区域的、新旧的类比作为把握生活最可靠的依据,似乎谁找到了北方鞋与南方鞋的不同,谁就发现了生活。这种对局部现象和趣味的满足,使创作停留在表层的、琐碎的、文人式的狭窄樊篱中,反倒失去了对时代生活本质和总体精神的把握。与社会现实及人们的所思所想离得远了。又由于对这一经验的信赖,而只顾忙于形式上的效仿。一方面,效仿成为习惯,以此对付一切认为好的东西,包括西方的或身边的;另一方面,不对这一经验做规律及方法论的探讨,将其深入到文化学、社会学层次的研究,因而不能将其精髓有效地运用于新阶段的创作和对待再次出现的艺术变革现象。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曾参与过这批优秀创作的部分艺术家本人身上,这确实也是一种局限。


年-画(黑白木刻)1943年-古-元

年 画(黑白木刻)1943年/ 古元


在美院读书时,通过李树生先生讲授的《革命美术》这门艺术史课,我们了解了古元艺术的背景。但当时除了应付一门课,觉得与自己的画并没多大关系,在美院有先生讲艺术史论,有先生讲艺术技巧,但我总觉得中间还缺少一个环节,大部分学生毕业了也不能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我不懂古元是因为我不懂这个关系,不懂这个关系也就不懂艺术是怎么回事,把古元的艺术放在这个关系中才能找到更多的信息。


历史博物馆(水彩)1959-年-古-元

历史博物馆(水彩)1959年/ 古元


古元那个时代之前的中国艺术之陈腐不用说了。西学东渐、社会动荡,到20世纪30年代艺术界更显出纷争的局面,“借西开中”的一支,讨论焦点大体限于借西方古典还是西方现代之争;“汲古润今”的一支,部分继续“海派”变法,部分做点西法中用的暧昧实验,这两支的共同弊病在于学术与社会脱节,陷于东、西、新、旧之法所占比重多少之争。岭南画家多有投身社会革命,虽然作品时有某些新物点缀或政治暗示,但其政治与艺术身份基本是分离的,画画时即是雅士,出现了少有的政治上激进、艺术上温和的分离现象。发生在国统区的木刻运动,以为大众、为人生的艺术主张,显示出特别的参与力量,这一支由于艺术目的的直接和紧迫,方式上“直刀向木,顷刻能办”,基本直接挪移外国木刻技法为时下的革命所用,实际还没有真正顾及艺术自身的问题。丁聪等文人对社会时弊做了犀利批判,基本属于用通俗手法表达其政治态度的个别现象。在众多的尝试与努力中,以古元为代表的解放区的一代艺术家,却在艺术实践中取得了最为有效的进展。艺术的根本课题不在于艺术样式与样式之关系,而在于艺术样式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艺术的本质进展取决于对这一关系的认识。


内蒙少女(套色木刻)1957年-古-元

内蒙少女(套色木刻)1957年/ 古元


解放区的艺术来自社会实践,而不是知识圈内的技法改良。它不是政治实用主义的艺术,对艺术自身问题进行过于细致的改造和建设,它没有旧丝绸的腐朽气,也没有消化不良的西餐痕迹,是一种全新的、代表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一部分人思想的艺术。由于思想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属于平易近人的艺术,是一批艺术家以一种新理论为依据,在一个时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作品也许还不精致,但观念却已极其精确和深刻,它具备了所有成功的艺术变革所必需的条件和性质。我始终都在寻找古元的魅力,这魅力不仅在于他独有的智慧和感悟力,还在于他所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是有价值的艺术家及其创作所共有的艺术上的革命精神,实际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前卫”精神。我始终不知道该如何称谓这种精神,把古元与“前卫”放在一起谈,人们会不习惯,但说法不同,核心只有一个,即对社会及文化状态的敏感而导致的对旧有艺术在方法论上的改造。


菜-园(套色版画)1943年-古-元

菜-园(套色版画)1943年 / 古元


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时,我才开始懂得古元,才开始懂得去考虑一个艺术家在世界上是干什么的,他的根本责任是什么,才懂得试着去做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情。今天我们有像古元他们那时的明确观念和落脚点吗?有他们对社会和艺术的诚恳吗?我没有把握去回答,而仅有的把握是我知道了要去思考它。这时我的艺术才开始有了变化和进步。

这篇悼念的文字写到这里倒像一篇思想汇报了,杂七杂八说了这么多,结果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如何“继承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用旧的师承方式来对待前人的成果,这是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历史的循环让我们把前辈的业绩梳理得更清楚,但历史的深度却在这循环的似是而非中永远留着一个谜底,测验着人们的弱点和浅薄,以把敏锐与平庸区分出来。

古元先生已经作古,而我终未成熟的艺术观说不定哪天又会陷入迷雾中,而我思维网络中的那个坐标,在我需要“辨别”时,就一定还会遇到它。                  

1996年于纽约东村

秋-耕(套色木刻)1954年-古-元

秋-耕(套色木刻)1954年 / 古元

责任编辑:杨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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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画界

关键词:古元 艺术 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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