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他因为在《百家讲坛》颇有特色的系列讲座走红，被誉为“明星学者”，收获了众多粉丝。此后，他一边做研究，一边写书讲解历史知识，渐渐淡出公众视野。

日前，他的新书《故宫六百年》出版，再次聚焦读者们的目光。接受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专访时，阎崇年也系统讲述了多年治学、传播历史知识的经历。

耗时两年，十易其稿

《故宫六百年》全书超过50万字，阎崇年用两年时间写完，十易其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考证上。

“书是新书，凡是新的创作就可能遇到许多困难。比如从书上看到的新内容，你就先要自己闹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再想想要把它写明白，再琢磨怎么给别人说明白，最后，就是要让听众听明白、观众看明白。”阎崇年说。

在书里，有一个章节讲到乾隆皇帝，涉及到宋代诗人林逋“梅妻鹤子”的典故。他首先查阅《宋史》，发现记载过于简单，于是又跑到传说中故事的发生地考察。

“林逋隐居的地点在杭州孤山，孤山的大小，大概相当于北京故宫的三分之一。”阎崇年带上照相机、笔记本，在小山上呆了很长时间，系统研究了遗迹和碑文，最后写出一篇2500字的文章。

讲到永乐皇帝在北京修建紫禁城时，他曾沿着中轴线，从永定门开始，一路步行到达钟鼓楼，为的是能对当年皇城的规划、建设的历史脉络有更深刻的体会。

“全书一共一百讲，有时一讲中有好几个故事，大故事又套着小故事。” 阎崇年算了一笔账，“涉及到的我都得亲自查原始材料，时间确实挺紧张。”

结缘故宫七十年

这不是阎崇年第一次写故宫。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跟故宫结缘得有七十年了。”

他读中学时，学校与故宫只隔着一条街。住校期间，吃过晚饭，同学们常常一块儿沿故宫红墙外散步，“那时每天能看到宏伟的故宫，觉得挺幸福。”

受老师的影响，阎崇年读大学时选择了历史专业，后来在史学大家杨尚奎的建议下，把研究方向定为清史，“老先生说的有道理，北京是明清两朝的都城。研究清史要查各种档案等资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当时，这也是学界未开垦的处女地。”

就此，阎崇年一头扎进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先是系统地捋清楚明清两朝实录、李朝实录，又读了大量的文献、档案，完成了对清史知识的“原始积累”，这个过程花去他二十年时间。

“那时，我跟故宫的缘分就是查明清档案。”他回忆，当时常去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早晨起来带上一个窝头，中午管工作人员要点白开水对付一下，资料一查就是一天。

阎崇年翻阅了当时故宫存储的大量档案，做的材料卡片攒了一柜子，“研究历史，就像王国维形容的做学问‘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要谈一个问题，你就得尽可能把材料看尽了、看全了。”

考证“平西府”的渊源

实际上，从二十岁开始历史学研究到现在，阎崇年著有《满学论集》、《古都北京》等多部作品，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百余篇。

也有不止一个人用“严谨”来评价阎崇年对待历史的态度。《故宫六百年》编辑曾提到，在讲到裕王朱载垕时，对这位皇子的名字，阎崇年特意叮嘱，《明史》中是垕，《明世宗实录》二〇〇卷记载的是“上命皇第三子名载坖(jì)”，这两个字要标注清楚。

“我以前考证过，传说北京昌平区有个‘平西府’，是吴三桂的府邸。我翻了能翻到的许多汉文资料，并没有相关记载。”阎崇年也提到了一件自己“较真”的往事，“这种情况下，只能去查满文资料。”

后来，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意外查到一份《康熙满文朱批奏折》，记载了一则奏报康熙帝的御批奏折，详细记录了行宫城池、房屋、游廊等数量，正好与昌平“平西府”一带发现的城墙和护城河等遗址相吻合。

此后，他又和其他专家一起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奏折中，查到了康熙五十七年关于兴建行宫王府的开工奏折，地点正是上述“平西府”所在地。

结合其他史料，阎崇年论断，“平西府”其实与吴三桂无关，而是康熙兴建的郑家庄行宫、王府。从开始考证到最后公布结果，总计花费了一年多时间。

“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阎崇年解释。

求新：从《百家讲坛》到试水“直播”

学术研究之外，真正让阎崇年在大众之间提升知名度的，还是火爆一时《百家讲坛》。

2004年，他受邀登上《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等系列讲座。也有人认为，阎崇年是《百家讲坛》走出低谷的转折点，开创正说历史的风尚。

“这是个比较大众化的节目。从某个角度来看，要把专业的学术词汇、知识‘翻译’成大众能听懂且易于接受的内容，也很难。”阎崇年说，当时选择接受讲座邀请，大概还是因为自己比较愿意尝试新鲜事物。

这话不假。如今，86岁的阎崇年又开始尝试制作音频课，前不久还“触网”献上了一场个人直播秀，与网友互动三个小时，毫无倦意。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要做到三条。”阎崇年总结，“做人求善，能帮助别人尽量帮助；做事求实，不要‘虚头巴脑’；治学求新，这也是做学术研究的生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