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平时可以按照宏观经济“三驾马车”、提高劳动生产率、防控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等经济理论，把国家大账和百姓小账算得清清楚楚。突发事件来临、需要全社会合力面对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换话语体系———不再谈什么系数理论模式，不再算经济账，而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谈市场主体的担当作为。谈到动容，谈到落泪。
经济学家也是人民群众。这份看似非学术、不理性的动容，源于大是大非面前，14亿中国人超越学术与理性的义利观。
“我公司的苹果大又圆，武汉要多少捐多少。”“我公司智能设备很好用，不嫌弃就收下。”“刚转产口罩，谁家能提供配套材料，高价收。”“这趟货免费运，说清在哪儿集合就行。”……疫情期间，为了保障一线抗疫、助力全球防疫，中国很多企业不仅捐款捐物，还赔本生产、打折销售，以至于有的专家说，抗疫期间的中国企业被称为“企业”不一定准确，叫“社会组织”可能更合适。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不仅助力国内抗疫，中国企业积极援助国外抗疫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昔日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对手，成了今天的“共患难”的比邻。来自中国的援助总是最快的，从中国采购防疫物资的外国朋友，熟谙人民币汇率的同时，也读懂了“不义之利不苟得”的中国式生意经。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
正是始终坚持这种义利观，中华民族才能在战“疫”之中，不忘铁肩担道义、真情共患难，及时向国际社会伸出援手。而能够做到义利兼顾，则正是源于中国经济体系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