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契（1911-1968），字伯商，浙江海盐人，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朱契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家庭，曾祖父朱朵山，是海盐县历史上唯一的状元；父亲朱希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朱契5岁时便跟从父亲学习古文，可谓自幼受庭训，精研文史。1923年，朱契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经济学。1932年，朱契获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编译馆编审。朱契曾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经济系系主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图书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68年逝世，后葬于南京市南郊花神庙中国公墓，2002年又迁葬于南京功德园。

朱契一生著述颇丰，涉猎很广，其中包括《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南京的名胜古迹》《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等关于南京的著作存世已经成为经典文献。

三年写成

《金陵古迹图考》

朱契，这位天资聪慧、才学过人、毅然归国、报效祖国的留洋博士，从踏上南京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就被南京的古都风貌深深吸引，从此爱上南京，服务南京，贡献南京，将南京引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朱契对于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予以高度评价：“尝以为中国古都，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文物制度，照耀千古者，长安、洛阳而外，厥推金陵。北京虽为辽、金以来帝王之都，然史迹不过千年，非若金陵建都之远在南北朝以前也”，而对于南京在中国“四大古都”之中的地位，朱契更是点赞致最，“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 

20世纪30年代，朱契一有空就拿起从德国带回来的蔡司相机，扛起测量仪器，开始科学考察金陵遗迹，“计调查范围，东至丹阳，西至当涂，南至湖熟，北及浦镇。”南京的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宇桥梁，城郭宫阙和南京城墙等，无不遍览。在考察文物的日子里，朱契早出晚归，实地踏访，有时还要在当地的客店住宿，在一些偏远地方甚至还要骑马。有时天气突变，摄影不成，或时间不够，测量不完，只得下次再去。3年时间，朱契历尽艰辛，拍摄南京文物古迹的照片2000多张，并对其详加考证研究，皆配以中、英文字说明，最终成书《金陵古迹图考》。

《金陵古迹图考》共14章，根据历代金陵地方志论述了金陵之形势，对其山川、河流、城池详加考证，并以历史资料编出金陵大事年表，分代记述了秦汉以前之遗址、六朝城郭宫阙遗址、六朝陵墓、南朝四百八十寺、隋唐之遗址、南唐遗址、宋元之遗址、明代之遗址、清及太平天国遗迹、近代之玄观祠宇及梵刹、园林及宅第等南京名胜古迹。《金陵古迹图考》被誉为“图文并茂、一图一考、系统介绍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第一部著作”，业内有识之士共识：“斯人已逝，仅此一本《金陵古迹图考》，足以让先生之名光耀万世。”

朱自清先生在游历南京后感叹，“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朱契先生便是用3年时间，为这铺子里的古董，列出了一份详尽的图文清单。这份清单，就是这部《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图考》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朱契成了南京古城的“保护神”，名声大震。

在《金陵古迹图考》的结语中，30岁的朱契写下这么一段话：“设不然者，南京竟变为完全欧化之都市，虚有物质文明之外表，则吾之图考将永成为历史的记载，此固民族文化之不幸，然而是则无可奈何，亦唯有听之耳。余个人之责任尽于此而已”，可谓振聋发聩，赤子情深。

为“辑为图考，以保留历史于万一”，1936年，朱契又在照片中精选出320幅，另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一图一考，文图并茂。之后，又相继写成《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南京的名胜古迹》等关于南京的专著。

刘伯承前往南京

拜望朱契

1949年南京解放后，朱契留在大陆、留在南京，继续在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1951年9月22日，中共南京市委突然派人来到南京大学，告知朱契“刘伯承将军、陈毅将军欲一见朱先生。”

刘伯承为什么要到南京来见朱契呢？刘伯承与南京有些什么渊源呢？原来，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解放南京之战的主力部队，就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二野大军。此次刘伯承的南京之行，是一次“战地黄花分外香”般的战地重游。

关于这次刘伯承南京拜望朱契的因由，朱契的夫人凌也徽曾撰文回忆，“落座后，刘将军高兴地说：‘昔日在延安读你书（指《金陵古迹图考》）时，很想与作者一见。可那时我在解放区，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今日书与作者俱在面前，可谓如愿以偿。’之后，刘伯承、陈毅约上朱契，3人一起乘车赴清凉山绝顶，望莫愁湖，观石头城。下午又登紫金山，北望六合、八卦洲一带。”原来，刘伯承来南京拜望朱契，竟然是朱契那部《金陵古迹图考》牵的线。

在朱契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午饭席间，他就二万五千里长征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以及红军经过凉山彝族地区的详细情况，询问刘伯承将军。刘伯承的一番细述，他当作珍贵的史料照实记录，“亦可作研究党史者之参考焉。”

力主保护南京明城墙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大力建设新都南京，土木大兴之时，街道改筑，房屋改建，地名改名，许多文物古迹亦随之淹没于荒草，日趋散佚零乱，甚至于湮灭无存。

时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的朱契痛心疾呼：“今日之南京，实已失其本来之面目，而全然趋于欧化矣。试登清凉山，北望新住宅区，或登北极阁，南望城中，则见洋楼栉比，红屋相映，有不骇然而惊于变化之速者乎！新都之气象，固日新月异，然而古迹之沦亡，文物之消灭者，乃不知凡几矣！”

1956年4月底，南京市政府为军事学院基建用砖，批准在太平门已拆200米缺口处再拆100米，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朱契立即提出了不同意见。6月中旬，建设工程局拆毁草场门以南、芦席营以北250米城墙，此处即为著名的、有着600多年的明城墙的石头城遗址。一怒之下，朱契立即赶到南京市政府，对着主张拆城墙的官员，大声痛斥：“为用砖而拆古长城是败家子行为”，对此破坏文物的行径提出批评，并试图加以制止。

但拆城风波并未就此停息，1956年8月中旬，南京市有关部门成立拆城小组，要求有“多少力量拆多少长城砖”，提出的所谓“古为今用”的谬论，“把古城墙作为救灾赈济款，对于失业者实行以工代赈，拆下一块城砖，可以卖一毛钱”。著名的石头城遗址被拆得面目全非，最有代表性的地段鬼脸城也危在旦夕；中华门两厢的城墙已不见踪影，能容纳3000人的瓮城也将要开拆；一段始建于东汉末年的古城墙，拆下来的条石被敲碎了，用作修马路的小石子……

此时的朱契心急如焚，一边继续向外界呼吁奔走，一边在1956年9月23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他的文章《南京市建设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文章说：“由于南京市建设部门领导人对保护国家文物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既未能遵照上级政府批示办事，又未经与当地文化行政部门联系，亦未征询人民群众意见，竟擅自拆除上级指示应该保护部分的城墙。今年五月，先拆除太平门到覆舟山后一段，几乎长达一里”。这篇文章先后被《光明日报》等报刊转载，被省、市电台公开广播，影响颇大。紧接着，朱契又电告文化部，请求迅速予以制止。由于朱契的勇敢举动，阻止了南京的拆墙风潮，拆墙行动终于停止，才得以有中华门瓮城和石头城的巍然屹立至今。假如没有朱契，就没有南京中华门瓮城和石头城的今天。

南京石头城

如今，明城墙已经成为南京城的骄傲和象征。今日的南京，仍有很多人怀念朱契，他们遵称他为“先生”，甚至有人呼吁，南京人是否可用众筹的方式社会集资，在中华门城堡上为朱契立一塑像予以纪念，因为朱契几乎用一己之力，给南京留下了这么好的文物、文献财富，朱契堪称“应该在南京中华门上塑像纪念的人”。

朱契去世前，曾这样解释自己对于南京明长城等文物保护的热情，“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南京情结，和盘托出，情系南京，感人肺腑。 

朱契为保护南京明长城立下了赫赫功劳，刘海粟曾拟一副挽联，“真理长存，铁骨丹心昭百世；是非定论，经济文章照千秋”以志纪念。南京，应该感谢这位侠骨教授，也应该牢记这位有功之臣。（江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