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没有人会想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这样开端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

如今这个时代，科技飞速发展，各国医疗卫生条件大为改善，特别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无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是医疗卫生条件，首屈一指。然而，各个国家在面对全球疫情时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

中国在疫情出现第一时间，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举国体制优势，广泛动员、全民参与，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打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毫无保留地与各国分享抗疫经验、无私提供医疗援助，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抗疫为何能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一些西方国家为何在疫情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效果不如人意？如果单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进行分析解读显然失之浅薄了。日前，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西文明比较系列丛书作了第一篇序《战国与希腊》。作者在这篇18000字的长文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这一重要观点。此文在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背景下，引发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中西文明比较的深度讨论。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文明，理性看待中西文明差异，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将大有裨益。

静心，深思，智慧和启迪就在字里行间里。

两位雅典精神核心

为何背叛了希腊

公元前346年，在商鞅刚刚完成郡县制改革的时候，相隔万里的雅典也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精神地震”。震中是两个人，一个是雅典的头号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个是雅典的头号政论家伊索克拉底。

亚里士多德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最伟大的哲人，是现代西方几乎一切重要学问——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生物学、物理学、诗学、星象学和宇宙哲学的开创人。

伊索克拉底 | 图源网络

伊索克拉底是雅典的雄辩之王。雅典城邦政治，万事皆要通过公民大会辩论。政治家必须同时是雄辩家，是雄辩家就必须学习伊索克拉底。

一个是知识，一个是雄辩，这样两个人，代表着雅典精神的核心。然而，他们却抛弃了雅典，选择了马其顿。

转折，来源于城邦危机。

今天，西方深刻缅怀的希腊古典文明，其实只是雅典历史上的一小段，即伯利克里执政的黄金时期，代表着民主制度的最伟大成就。而这短短几十年黄金期前后，希腊城邦世界一直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内斗。谁称霸，谁就可以占用小国上交的贡金建设军队。哪个小国不想入盟，就会被暴打，雅典就曾对拒绝加入自己的城邦进行过血腥屠城（米洛斯城和西库昂城）。雅典和斯巴达的恶斗，甚至还一度引入共同宿敌波斯来仲裁。战乱之中，土地逐渐集中到富人手里，失去土地的贫民，为了外邦的金钱变成了雇佣兵，转头攻打自己的城邦。

这种乱局持续了100年。

乱局中诞生了一种呼声：全希腊城邦不要再争抢彼此有限资源，应共同向外征服殖民，去抢波斯抢亚洲，希腊才会获得和平富强。

第一个发出这个呼声的，是伊索克拉底。在发表于公元前380年的《泛希腊集会词》演讲中，他说：“希腊人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地带，而且由于土地不足，他们彼此谋害，互相袭击，有的死于每日口粮的缺乏，有的死于战争。”“在我们从同一源泉获得利益、和同一敌人进行战斗之前，希腊人不可能和睦相处。等我们摆脱了生活上的贫困——这种贫困使友谊破裂，使至亲成仇，使全人类陷入战争与内乱中——那时候我们才能和睦相处，才能有真正的善意。为此，我们必须竭力使战争尽快从这里转入亚洲大陆（小亚细亚）。”

外侵，征服，掠夺，殖民。过剩的人口在波斯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城市；留在本土的人口将重新拥有足够的土地。

这个思路，近代历史学家称为“泛希腊主义”或“大希腊主义”。这可不是因为波斯有侵略威胁，希波战争早就过去一个世纪，双方早已缔结了和平条约。希腊统一运动的根本动力，是解决土地缺乏、人口过剩的问题。传播希腊文明，只是附带产物。这套思路，成为后世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思想雏形。伊索克拉底可算作是第一个提出殖民帝国主义的人。因为伯利克里虽然曾经提出过雅典帝国主义，但那是黄金时代，扩张之外还带有价值理想。而伊索克拉底的帝国主义是在衰败时代发生的，理想已经消失，只剩下殖民本能。

在呼吁“大希腊”的同时，伊索克拉底最初坚持，统一大业必须由雅典当领头人。认为雅典具有最强大的海军力量，最高级的文明，最具有“道义担当”与“国际主义精神”。有些人反对他。因为征服会带来更大杀戮，不应再重复雅典曾经屠城的黑历史。伊索克拉底认为只要使用暴力的程度和掌握领导权的时间相匹配，就是好的霸权，“既然我们极少使用严厉的手腕，而又能在最长的时期里掌控这种领导权，又怎么不应该受到表扬呢？”

伊索克拉底没有想到的是，他呼吁了四十年，雅典却一直置若罔闻。因为年轻一代演说家们（如德摩斯梯尼）都是内战派。雅典继续打斯巴达，打底比斯，打马其顿。宁可花钱请雇佣军伤害彼此，就是不愿意团结一起对外打波斯。伊索克拉底悲叹道，“一贯囿于自己狭隘利益的城邦永远也不会与其他城邦共享一种和谐的生活”。“（主战派）惯于让他们自己的城邦陷入混乱状态，因为所有城邦的共同和平会危及他们个人的私利。”

雅典不睬他，他只好求助其他力量。在公元前346年的政治集会上，他公开呼吁由马其顿国王腓力来统一希腊。长久以来，马其顿一直是希腊城邦世界的边缘国家，其祖先和希腊只有着一些模糊的血缘关系。此时的伊索克拉底已经87岁高龄，连腓力的面都没有见过。但为了“大希腊”，他给腓力写公开信（《致腓力辞》）说，“我已经不再对雅典和斯巴达抱有希望。因为这两个城邦各自的麻烦，都已经衰落到最低谷”。他认为唯有腓力王是能出征波斯而使古希腊团结的政治强人。

他还殷勤地向腓力建议道，“你要劝说其他的波斯总督摆脱波斯国王的束缚，前提就是你将给与他们‘自由’，并且还要将这种‘自由’惠及到亚细亚地区。因为‘自由’这个词一来到希腊世界，就导致了我们（雅典）的帝国和拉西第梦人（斯巴达）的帝国的瓦解。”

这些话，和后人对雅典自由民主的印象太不一样了。伊索克拉底无论有多少顶哲人的桂冠，他本质上是个政治家。哲学家可以考虑永恒，但政治家必须面对现实。20年以后，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正是按照伊索克拉底的战略思路，征服了埃及和波斯，建立了大希腊殖民帝国。但亚历山大的老师不是伊索克拉底，而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大希腊”的道路上，比伊索克拉底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