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韩春晖

潘岳先生新作《战国与希腊》，将中华战国时期与古希腊文明同置于一种“对话场景”，以强烈的历史担当来探寻两种古典文明演进的主线与分岔、思想与道统、共性与个性。作者既是文明的重新“发现者”，又是文明的深入“思考者”，更是文明的平等“对话者”，清晰地展现了文明对话的前提预设、基本路径和思维场景，成为文明对话的一次经典文本。

对话必有基本立场。行文伊始，作者就坦陈了开展对话的基本立场并一以贯之。一是，文明是平等且差异的。若无平等，对话实为强势压服。若无差别，对话沦为鹦鹉学舌。他认为，统与分的差异，是中国文明与古希腊文明最重要的不同，这是对话的出发点。二是，文明是包容且共生的。作者完全跳出“文明冲突论”的思维桎梏来重新审视文明，指出：“中国人是通过定义朋友来认识自己。希腊古典文明是朋友。”显然，作者的这种立场与“和合”观念一脉相承，本身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守望。

对话讲究路径方法。文章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将战国与古希腊两个并未真实相遇交融的古典文明进行对话，形成了独特的观察路径。其一，回到文明源头。战国是中华文明定型的关键源头，“大一统”的政治道统自此延绵不绝。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起点，“分治”的基因自此代代遗传。但是，这种“回到过去”绝非为了以古否今，为批评西方寻找理据，这本身就违背了“对话”的原初立场。即，对话的目的绝非对抗。在一定意义上，作者只是一个穿越回去的“观察者”，只为发现真相，重新叙述。其二，提取历史切片。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者截取公元前五世纪到三世纪这一最具相似性的两百年作为历史切片，来具体观察和比对战国与古希腊“统一运动”的历史情境、道路选择和不同结局。这一时期的最大共性是原有政治结构已经失序，认同的共同秩序还未形成，由“乱”到“治”的社会需求非常强烈。其三，把握思想脉络。对于战国，作者始终把握“引法入儒”的思想脉络来展现“王霸兼用+取道中庸”的大一统路径。对于古希腊，作者始终把握“大希腊主义”的思想脉络来解释“暴力征服+文明传播”的实践困境。这两条脉络先后并行，最终却相交于“分”与“合”的政治观念，对两种文明的不同道路给出一个最终正解。其四，聚焦关键人物。作者先后聚焦了荀子、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三位思想家，以个体命运讲述思想发展，以思想发展凸显时代困境，并以时代困境驱动文明演进。在这种讲述中，往往细微处有玄妙，无声处起惊雷。比如，作者论及荀子关于“中道”的标准就是“实事求是”。此等观点，乍看似乎标新立异，再读确有相通之处，细品更觉一语中的。其五，着眼照亮未来。作者试图驱散一些认知迷雾，以古典文明对话来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比如，每一个文明内部，每一种精神追求，都蕴含着巨大矛盾；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在人类社会进程上，不存在某种能解释一切的理论，不存在某种普世的绝对原则。这些论断虽是此次古典文明对话的思维结晶，却符合不同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就像草原远处无声流淌的小河，等到眼前时却发现水势已经不可阻挡。

对话共绘美好前景。文章最后从“自由与秩序”的价值排序问题出发来描述文明对话的美好前景。作者认为，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对于自由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秩序，以防止瓦解；对于秩序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自由，以激发创新。”作者由此进入了屏蔽意识形态倾向的空灵之境，将自由与秩序同置于合作互补的治国图景。在他的语境中，中华文明的“秩序优先”实质上是“集体自由优先”，区别于希腊文明的“个体自由优先”。“集体自由优先”中必然生成适度限制个人自由的基本秩序，却又最大可能地实现个体自由。两者之间的辩证平衡，确需“极高明而道中庸”，方能“畏法度者最快活”。

总之，本文所建构的对话场景气势恢弘。作者脚跨欧亚两洲，手托战国与希腊，目随荀子、韩非、李斯、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流转，穿越时空精神对话，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强烈的文明自豪。而“行纯粹者易，行中道者难”，更不啻对知行合一者的警训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