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是时候思考人类文明创新，超越中西、体用的近代思维了。

一

“大一统，不是秦并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潘岳的判断振聋发聩，犹如梁启超先生对荀子的重新解释和评价一样启迪我们。潘先生在《战国与希腊》一文（原文见《文化纵横》6月号）中提出，“法家创造了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基层官僚系统，儒家则创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伦理，在魏晋唐宋又融合了道家和佛家哲学，创造了儒释道合一的精神世界。这种超级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发散到整个东亚，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从不中断的秘密。”

潘文以战国与希腊为代表，阐释中华文明的时间逻辑，对照西方文明的空间逻辑：希腊城邦政治的根基，不是民主，而是自治。这一方面解释了东西分野的根源，也为人类文明东西大融合的未来创新，提供了思考基础。他指出，“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正是西方双重标准的文明根源。笔者七年前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也得出类似结论：开放而不包容、对内多元与对外普世的双重标准、进取与破坏相伴生，是欧洲海洋文明的三大“原罪”，亦为海殇之肇因。

潘先生指出，对“分”与“合”，战国与古希腊的政治观念完全不同。中国上古时代也曾经有过万邦林立、一城一国的局面（执玉帛者万国），类似于希腊城邦世界。到周初还剩一千八百个部落方国。但最终这些城邦没有长期分立，而是在争斗吞并中形成了地区性王国，进而发展成统一王朝。表面上看，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如苏美尔、埃及和波斯也是如此。其实不一样。亚非古国靠的是“神权”，中国靠的是世俗伦理共识。两种文明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西方不断走向分。从地域上分，从民族上分，从语言上分。其间也有统一的努力，如罗马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但分的趋势占据主流，最终归结到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国则不断走向合。从地域上合，从民族上合，从语言上合，其间也有分离的时期，比如王朝更替，比如游牧民族冲击，但合的趋势占主流。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性。

他指出，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分”的概念，但并不是“分治”，而是“分工”。分是为了和，和是为了统一，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大，强大则能够改造自然。这对于理解中国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今世界之痛，源于“不通”，根子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一带一路实现“合”，因此成为中国的两大核心倡议，成为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价值理念与合作倡议，两者虚实结合、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建设的重要经验——目标驱动、问题导向，以及传统和合文化，展示了解决和平、发展、治理、信任等人类“四大赤字”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驱动）

合——一带一路（问题导向）

中国是古老文明中唯一连续至今，未被西方所殖民掉的古老文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上唯一世俗文明的伟大复兴。要为中国崛起正名，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正名，必须撰写出《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这样的书，说清楚中国崛起是世俗伦理开创社会主义精神的自然产物，中国梦的终结目标是开创人类新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才能让中国梦为世界之所期、各国人民之所盼。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梦通过再造中国而包容西方，让西方成为自己——再造西方。

二

潘文指出，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

英雄所见略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时评，称这次全球抗疫将是划时代的，以前有公元前和公元后，现在有抗疫前和抗疫后。“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调整我们（重自由、轻秩序）的文化结构。”

潘先生认为，中国，不是唯一的大一统文明。但所有的大一统文明，首要的价值基础都在于长久和平。长久和平带来的稳定，混乱自由带来的创新，哪个更值得追求？这涵盖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无穷争论，可以说是不同文明价值观之争，永远没个定论。即便在希腊罗马文明内部，对很多问题也会有不同答案。如有古史学家说，罗马在产生智慧方面，远远不如希腊。所有哲学与科学，都是希腊产生的，罗马只不过产生了几个诗人与工匠。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政治架构，就不会有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如有政治学家说，只有按雅典那样按抽签决定治理权的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混合政制，雅典精神将永远只限于一个几万人的小城邦，而不会发展成世界性文明。

潘先生发现，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发展进入爆炸式创新的前夜，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自由带来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危机频繁爆发，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秩序的宝贵。对于自由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秩序，以防止瓦解；对于秩序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自由，以激发创新。问题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选一，而是在哪个环节加强自由，在哪个环节加强秩序。过去，验证一个理念，甚至需要数百年时间，数代人去重复错误。而今天，在技术革命下，几年之间就能看清来龙去脉。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为此，中国与欧洲真需要静下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三

潘先生提醒我们，在人类社会进程上，不存在某种能解释一切的理论，不存在某种普世的绝对原则。每一个致力于改变真实世界、而不是构建乌托邦的思想家，终有一刻，都会面临着不可自洽、相反相成的痛苦。但这痛苦和矛盾中，也孕育着相辅相成的未来之路。要敢于不向任何一种绝对性低头，要敢于在不可能处创造可能。

当前，21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30余万人死亡。新冠肺炎疫情催生新的全球化转型，全人类胜利的逻辑超越了某个国家单赢的逻辑。过去，天花病毒用了3000多年才传遍各大洲；今天，新冠病毒可以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大都市。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疫情揭示的不是你和我的关系，而是人类和病毒的关系。不存在“你赢我输”，也不再是“双赢”，而是“全赢”或“全输”：人类彻底战胜病毒，或者被病毒击垮。只有携手战胜疫情，人类才能安全，凸显了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疫情期间，意大利采取封城、封国举措，奥地利也率先强制民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中欧抗疫手段的趋同客观上也敦促双方超越价值观、意识形态纠纷，寻求价值观的公约数。中欧文化可能从近代欧洲重自由、轻秩序而中国重秩序的文化结构，走向传统上中欧文化中自由-秩序、利己-利他平衡的价值观回归，这为人类文明的包容创新提供希望。

中欧关于如何抗疫具有诸多类似主张，都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主张多边主义，疫苗研制的开放式创新，认为在全球性危机面前需更多关注那些应对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双方都认识到，对于有效防控疫情来说，应对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或者较为薄弱的环节，决定了人类战胜病毒的进程。发达国家在采取行动自救的同时，也应向脆弱国家和新兴市场投入更多的公共卫生资源和经济关注，因为这些国家所受冲击更具破坏性、灾难性、持久性。团结合作、多边主义是面对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多边主义只有上升到全球层面才是包容的、可持续的、正义的；共同体只有上升到人类层面，才不具有同质性的宗教、国家、区域共同体的外溢性、排他性，才能实现亚里士多德“最高的善”、孔子“止于至善”的目标。

疫情催生人类开放式创新。欧盟与14个国家近日联名签署倡议信，呼吁学术出版界采取措施促进新冠病毒方面的科研论文和科研数据开放共享，以推动当前正在开展的公共卫生研究工作。

无独有偶。前欧盟科研创新总司开放科学处处长、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简克劳德•柏洁曼教授在《科学丨商业》杂志也撰文，就如何通过“开放科学”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建设全球开放科学体系发表看法。（一）开放科学与国际合作是短板。在疫情暴发初期，如果相关科学数据和政策建议更加公开透明，就可能有更多病人得到救治。当前，各国竞相研发有效的治疗方案和疫苗，让全球科研人员共享新冠病人的健康数据至关重要。应更加积极地开展国际合作，提升科学数据的信任度。（二）超越意识形态。病毒对任何人一视同仁，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凭一己之力战胜病毒。全世界的科学家应该协同合作，减轻新冠病毒造成的负面影响，（三）尊重科学，携手建立卫生预警机制。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充分尊重科学事实，被意识形态所束缚，怀疑疫情、否定疫情、轻视疫情，结果造成疫情扩散。我们必须避免此种现象再次发生，可以借鉴股票市场中的指标化体系，建立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一旦该机制被触发，就启动全球响应系统。在此基础上，建立公共卫生领域的指标体系，还可考虑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开放科学的指标体系。

一个由全球120多名科学家、医生、资助者和生产商组成的专家组4月13日发表公开宣言，承诺在世界卫生组织协调下，共同努力加快新冠疫苗的研发。宣言说：“我们将继续努力加强已在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协作、合作和数据共享。我们相信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减少效率低下和重复劳动问题。我们将不懈努力，提高在不久之后向所有人提供一种或多种安全有效疫苗的可能性。”

这些都表明，超越意识形态建立全球开放科学体系，推动人类文明创新，乃时代呼唤。

中欧是各种古老文明中连续性最强、又成功实现世俗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文明，是东西文明代表；新冠疫情为全球带来危机，但也为中欧提供了进一步合作和对话的契机，让世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召唤：人类为体，世界为用；我将无我，不负人类。

欧洲文艺复兴曾从中华文明汲取营养，开创人类现代文明。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激励其他文明的共同复兴，再次启迪欧洲、启迪世界。中欧合作或将开启一场全人类的文艺复兴。

这就是潘先生提出“中国与欧洲真需要静下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的深远意义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