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种重要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经常被作为比较的对象，其中最直观的差异在于中华文明的长久统一和西方文明的长久分裂。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全欧洲和南北美洲住着10多亿人。这10多亿人生活在大约50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10多亿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个惊心动魄的事实，全世界中学生都是熟悉的，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对它的含义做过分析。”[1]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西文明“统”与“分”的巨大差异呢？潘岳的《战国与希腊》一文（原文见《文化纵横》6月号），以历史思辨的方式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并作了回答。这篇兼具思想性和趣味性的文章无疑会给读者带来诸多启示和思考。

海洋vs大陆

地理环境是文明赖以产生和延续的基础性因素，对文明形态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点早已被古人认识到。荀子就认为秦人“狭厄”勇猛的性格与相对恶劣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地理位置、气候等因素会对不同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产生影响。在以往的中西文明比较中，很多学者也都由此入手进行分析。

首先来看西方文明。从地理上看，海洋从三个方向深入欧洲，由此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欧洲各部分的气候条件和生产方式差别不大，因而相互之间自足性较强而互补性较弱；另一方面，海洋对各部分形成了天然切割，造成各主要政治地理空间的相对独立。而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地形更加崎岖破碎，各城邦之间相互独立，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文明的初始性格。[2]

反观东亚大陆，东南两面的海洋与西北两面的高原和山脉天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三级阶梯状的地形使得海洋对气候的影响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形成了东南农耕和西北游牧两大生产方式。游牧区需要农耕区提供茶叶、铁器等生产生活物资，农耕区则需要游牧区提供马匹等公共安全产品，双方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在战争与和平的频繁交往中，不仅在两大区域内部、而且在两大区域之间都产生了统一的客观需要。统一因而成为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主题。

城邦vs天下

不过，我们切不可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之中。对一种文明的发展而言，文明初始时期关于政治图景的构想和实践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就此而言，正如《战国与希腊》所揭示的那样，古希腊和中国关于“分”与“合”的“政治观念完全不同”。

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是由数以百计相互独立的城邦国家构成的。古希腊政治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但大都是关于城邦知识的研究。这种“城邦本位”的政治思想主要关注城邦内部的公民问题，不同城邦的独立并存被看作一种常态，因而“我者”与“他者”的内外界限分明。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而且各城邦之间的联合都是松散且偶然的。这种政治理论和实践，限制了希腊文明对于超大规模政治实体的想象，以至于连亚里士多德“也从未设想过大规模政治体的理论”。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漫长的欧洲史上，分离的力量远远大于统一的力量。及至今日，西方政治哲学主流传统中的最高政治实体仍然是纷然并立的民族国家，超国家的政治实体是难以想象的。

与之相比，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天下”始终作为最高的政治实体而存在。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文明就出现了关于“天下”的政治构想和实践。天下体系“定义了作为整体存在的政治世界……第一次把自然性的大地变成政治性的天下”[3]，所有的政治和思想主体都认同并追求“统一的秩序”。由于天下体系的主导者是由“天命”决定的，所有政治主体都有可能获得政治正当性，成为天下秩序的核心，因而“内”与“外”成为一种相对的划分。这决定了天下体系的普遍性和开放性，“天下”由此成为中华文明追求统一的深层精神动力。

拼图vs旋涡

以上两个方面的差异，导致中西文明在诞生之初就存在着“统”与“分”的不同。而“正是这个不同带出了其他许多不同”，直接影响了两种文明此后的发展道路。如果用图示来形象地体现这种差异，我们可以将两种文明的发展模式分别概括为“拼图模式”和“旋涡模式”。

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地理环境的破碎性、生产方式的同质性、政治实体的分散性，使其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中心。从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相继崛起，到近代以来的英、法、德、美群雄并立，文明中心不断发生转移，因而缺乏凝聚各方的稳定核心。恰如一幅由众多图块组成的拼图，看似画面完整，实则内部界限分明。

对于中华文明而言，地理环境的完整性、生产方式的互补性、政治实体的统合性，使其始终有一个稳定的地理和政治中心，即“中原”。各方势力为了争夺中原地区的物质财富和政治资源，纷纷主动加入“逐鹿中原”的博弈之中，最终形成中国这样一个稳定的超大规模文明体。这一过程正如旋涡一般，在吸纳周边的同时不断扩大，并将各种分别消解融合于其中。[4]

如《战国与希腊》结尾所强调的，“统”与“分”互有优劣。中西文明在各自的道路上发展数千年，都积累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并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交流日益频繁；“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共存”，不是一种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值选择。《中庸》有言：“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不同文明唯有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才能真正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1][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2]参见刘哲昕：《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60—64页。

[3]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56页。

[4]参见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