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政治为何始终统一不起来，中国为何能从春秋战国的分裂中走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国家，这个命题是学界讨论的经典命题，也是探讨中西文明特质与走向的核心问题。潘岳的《战国与希腊》一文（原文见《文化纵横》6月号）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以史带论，以论证史，融宏大的理论叙事于有趣的历史叙述之中，以自由与秩序、分与统的角度深刻探讨了两者在文明根性的差异，揭示了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从不中断的秘密。文中对希腊思想家如何看待自由与政治、如何评价东方政制的看法相当深刻，值得深思。

城邦政治可谓古希腊政治的精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的意思是说，人只有参与城邦事务才能算一个“政治”的人，脱离了城邦的非神即兽。这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两分思维：公共领域是政治的，私人领域是非政治的。一个公民只有从家庭的私人领域中走出去，参与城邦公共事务，才算进入政治的公共领域。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关系的本质是自由公民的政治表达，即献身于城邦公共事务，属于现代思想家阿伦特区分的三种类型（沉思、行动、劳动）中的“行动”。与之相反，家庭中主人对奴隶（会说话的动物）的支配、家长对家庭成员或家产的管理都属于“家政学”“家计学”的范畴，都是“非政治”“反政治”的。亚里士多德正是以希腊城邦政治为模板来看待与衡量东方的大规模政治体（波斯）。

然而，这种对“政治”的界定也带来封闭性与排外性的“城邦本位主义”。因为城邦里所谓的自由是直接与公民权挂钩的。只有出生在本城邦中的人（排除奴隶）才能获得公民资格，而异邦人与城邦之外的野蛮人都被排除在外，这可谓古代的一种“身份政治”。就像《战国与希腊》中深刻指出的，希腊城邦对“本土性”的绝对坚持，导致了政治的封闭。反讽的是，这条法律正是被西方誉为民主政治楷模的伯利克里颁布的，把所有不产于雅典却愿意忠于雅典的士子和雅典分开了。忠诚于雅典的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由于外邦人的身份而不能获得公民权，最后不得不投靠被雅典人鄙夷的边缘蛮邦马其顿。

因而，与一般流俗之见相反，《战国与希腊》一针见血地指出，希腊城邦政治的根基，不是民主而是自治。这种民主只对“我们人”开放，对自己人采取“说服”（劝说）的态度，而对他者与野蛮人是封闭的，甚至采取强迫、征服与奴役的态度。“绝对自治”也意味着“绝对地方主义”，让统一变得不可能。正如文章指出的，伊索克拉底对马其顿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对波斯人可以用“强迫”的手段，但对希腊人要用“说服”的手段。在普罗塔克有关亚历山大的传记中，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的教诲是“作希腊人的领袖，作野蛮人的主人”。《战国与希腊》指出，这句话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看到西方奉行的这种双重标准的霸权逻辑。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专制（despótēs）是用来描述东方蛮族的政体的，主要是指波斯帝国。在《政治学》中，他指出蛮族的王制是君主一人对全部臣民实行类似于主任对奴隶式的统治，其根源在于蛮族人天然具有奴性，因而天然适于接受专制统治。《战国与希腊》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像波斯与埃及这种大规模政治体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进的，只有希腊城邦政治才能叫做“政治”。在他看来，一个超级大规模的政治体只能用这种蛮族人的专制方式去统治，而一个最理想的城邦不在于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少，而在于人民各尽其分、各尽其用。最终，他也没有设计出一个比埃及和波斯更“先进”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制度。尽管亚里士多德苦心孤诣，甚至为亚历山大量身定制了“绝对王权”理论，试图将马其顿王权政治与希腊城邦政治有效融合。而且，在他的指导下，亚历山大帝国也变成了现实。然而，帝国终究未能克服城邦分离主义的问题，无论是泛希腊主义、还是联邦主义都归于失败。

可以说，正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对东方大规模政治体的恶评，将东方政制归于“专制”，与欧洲的“自由”相对。这成为希腊的主流文明倾向：希腊人与野蛮人、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的对立。后世启蒙思想家进而塑造出“自由的欧洲”与“奴役的亚洲”之间的对立，构成了直至今日仍颇具影响的“东方专制主义”叙事。启蒙运动时期的孟德斯鸠把中国描述成以恐惧为原则的专制政体，区别于以荣誉为原则的君主政体和以美德为原则的贵族政体。后来，黑格尔也说中国除了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外，其余全部臣民都没有自由，处于被奴役的状态。马克斯·韦伯认为虽然古代中国建立了官僚制，但这种支配形态是归属于传统型支配下的家产制支配。“家产制支配者都企图迫使非家产制的子民、像家产制子民一样无条件地服从于其权力之下，将所有权力皆视为他个人的财产，就像家权力与家产一样，这是家产制支配的内在倾向。”（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家产制下，君主把臣民当成家臣一样支配，后者对前者具有人身依附关系，韦伯将其与基于理性的、非人格化规则的法理型支配区别开来。再到后来，魏特夫提出一个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命题，认为古代中国之所以产生大规模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是因为大型治水工程的需要。显然，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叙事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古希腊城邦政治才是“政治”（自由），东方大规模政体是“非政治”（奴役），即便是韦伯也难免落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之中。

然而可惜的是，当时的亚里士多德没有了解到，在波斯的东方还有一个超大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正在悄然形成。经过战国的分裂与混乱，中国经由秦国完成了福山所谓的现代国家构建，以大一统国家的形态实现了对多民族多文化的高度整合，锻造了后世两千年中国统一国家的文明形态。相反，西方则是，继承希腊衣钵的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希腊“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无法解决文化认同的问题。正如《战国与希腊》指出，从文明根性上看，希腊强调自由优先，强调自治分治与多元主义，自由带来了多元，多元维护了自由。然而，就像伊索克拉底为何要绝食自杀一样，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自由秩序难道不会去破坏自由吗？而且，自由的结果往往意味着分离。正如伊索克拉底建议马其顿国王腓力要给波斯人带去“自由”，因为他深深知道，“自由”这个词带给希腊世界的恰恰是分裂与瓦解。希腊从城邦走向帝国再到分崩离析，真可谓“成也自由，败也自由”。 两千年以后，法国罗兰夫人在临刑前感叹：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