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多元文明之间应该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已经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共识。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马克斯·韦伯以降的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主流，长期以所谓理性主义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韦伯的美国传人帕森斯径直将“两希”（希腊与希伯来）视为世界文明演化的“苗床社会”，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理论由此而滥觞。沃格林在其多卷本巨著《秩序与历史》中虽然对“轴心时代”的中国与印度文化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仍不认为它们在精神深度上堪与同时代的“两希”思想突破相比拟——他试图超越黑格尔-韦伯的理性主义的主流，却依然无法跳出西方文化中心的大传统。意识形态的偏见、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均是阻碍真正的文明对话的无形力量。正因如此，识者有谓：文明对话不是一种说服的技巧，而是一种需要精心栽培的艺术。 在我看来，探索现代文明的古典精神基因，为当代文明对话建构古典维度，正是这样一种溯源固本的艺术。潘岳的《战国与希腊》一文，正是这种探索的结晶。

古典文明与文化比较是一个浩如烟海的学术领域，《战国与希腊》一文（原文见《文化纵横》6月号）深谙此点，所以在两万字的篇幅之内，聚焦中西文明特别是政体形塑的关键时期——中国的战国晚期和古希腊“城邦危机”前后。两大文明在这一时期确实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处境：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统一运动的积极力量都是地理位置边缘但军事上强大的国家；都有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希腊统一运动形成的亚历山大帝国仅七年即崩解，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战百年，为罗马逐一吞并，罗马保留了希腊的文化艺术，却抛弃了它的城邦政治制度；一统战国的秦帝国虽然仅仅存续了不到十五年，但继之而起的依然是大一统的汉朝，而且“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制延续了两千余年。《战国与希腊》一文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战国与希腊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文章以几位同时期的思想家的命运起伏为切入点，洞幽烛微，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战国与希腊》一文细腻地刻画出了战国后期思想集大成者荀子复杂兼容的思想底色。作为战国时代最后一位儒家大师，他竟对商鞅变法之后秦政作出了民风淳朴、政务高效的高度评价；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秦政在精神道义上仍有重大缺陷，须将儒家统一的道德秩序与法家统一的治理体系结合在一起，方能成为未来天下的正道。荀子教出的两位弟子韩非、李斯先后入秦从政，大大加速了秦统一中国的进程。可惜二人均未能完整把握荀子思想王霸兼用、义利兼顾、礼法兼治的中道精髓，偏于法术与权术一边，二人最终都被权力政治的内在逻辑所吞噬，他们所设计的法家帝国也迅即崩塌。不过，荀子礼法合一、王霸杂之的思想实质却被汉代以降的绝大多数王朝所采纳，“儒法由此真正合流。法家创造了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基层官僚系统，儒家则创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伦理，在魏晋唐宋又融合了道家和佛家哲学，创造了儒释道合一的精神世界。这种超级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发散到整个东亚，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从不中断的秘密”。

同时代的古希腊，为了结束百年无休止内斗的“城邦危机”乱局，雅典头号政论家伊索克拉底呼吁全希腊城邦结束对有限资源的内部争夺，共同向外征服扩张。这一思路被后世的史学家称为“大希腊主义”，这俨然就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思想雏形。在呼吁长期得不到雅典等核心城邦回应之后，伊索克拉底最终转向了边缘的马其顿王国国王腓力。20年后，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正是按照伊索克拉底的军事战略思路，建立了庞大的马其顿殖民帝国。亚历山大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他在“大希腊”的道路上比伊索克拉底走的更远，他发明了“暴力征服+文明传播”的扩张模式，对内民主对外殖民，成为近现代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但希腊城邦政治的根基不是民主、而是自治，缺乏超越城邦的“共同的秩序”的视野；受制于这样的文明根性，即便是雅典最伟大的学者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设想过超越城邦的统一的大规模政治体系。亚历山大在世之时并未进行有效的内部政治整合和基层政权建构，庞大的帝国虽煊赫一时，终归人亡政息，直到整个希腊世界被罗马征服。

至此，《战国与希腊》一文得出了答案，“两种文明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中华文明尚“合”，从地域上合、从民族上合、从语言上合，其间也有王朝更替或游牧民族冲击造成的分离时期，但合的趋势占主流，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性和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西方文明崇“分”，从地域上分、从民族上分、从语言上分，其间也有如罗马或基督教这样统一的努力，但分的趋势占据主流，最终归结为个人主义和对自由的崇尚。

文章最后认为，现时代最大的矛盾就是“秩序优先”还是“自由优先”，这恰是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核心要义。两者之间纯粹是路径的不同，无所谓高下优劣之分，“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为日后的文明升华留下更多的可能性。因此，矛盾与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该成为中西文明互鉴、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与欧洲真需要静下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最近二十余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黑格尔-科耶夫”式的断言是多么的草率。福山本人也渐趋审慎，他在晚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开始致力于探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发生的事”对于当代制度与政治性质仍在发挥的重大影响。福山发现，现代国家的元素在战国至秦汉已经出现，比欧洲整整早了一千八百余年，“中国第一”！然而，福山笔下的中国仍是“没有法治或负责制政府的现代国家”、“可能实施非常暴虐的专制主义”，而同时代的雅典或罗马，则是“古典共和政府”。 如何真正地进入古典文明的精神世界，建构当代文明对话的古典之维，西方的福山们或许真要跟中国学者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