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疫情时代，中国与西方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任何一个智者都会冷静下来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潘岳的文章《战国与希腊》（原文见《文化纵横》6月号），就试图从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较中寻求破解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心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如何估控中西关系，绝对离不开对中西历史文化的认知与回望。从悠远的历史中可以寻找到理解文明发展这个现实话题的重要线索。只有读懂希腊古典文明，才能读懂欧美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内心世界。只有读懂中华古典文明，才能真正读懂中国。中国与西方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聊聊。

一、 从战国与希腊古典文明溯源中西政治模式的差异

文化是政治之母。潘岳的文章从战国与希腊几位重要的思想家的命运入手来透视中西政治模式的差异。同时期的战国和古希腊都面临着内部极度战乱，且出现了统一运动。然而不同的政治治理思想导致了不同的结局。

如何进行统一呢？诸子百家达成了共识，就是要建立“统一秩序”，他们认为统一的秩序是由乱入治的要道。如何建立统一的秩序？如儒家普遍认为要建立统一的道德秩序，法家普遍认为要建立统一的基层政权治理体系。而儒家的荀子是思想的集大成者，杂糅了法、墨、道各家的精华，他认为，“秦国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贤能政治与信义仁爱，才能成为未来天下正道。”潘岳指出，“法家创造了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基层官僚系统，儒家则创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伦理，正是儒法合流造就了超级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既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动员，又有灵活包容的调节空间。这正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从不中断的秘密。”

而希腊城邦也想建立统一大业，雄辩之王伊索克拉底不断呼吁“大希腊”，结果是亚历山大建立了大希腊殖民帝国。但他死后，帝国分裂为三，无法团结融合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教过他大规模政治体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像埃及、波斯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进的，只有希腊城邦政治才能叫做‘政治’”。其实，希腊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列国并存的形态。潘岳指出，“希腊城邦政治的根基是自治。‘绝对自治’也意味着‘绝对地方主义’，让统一变得不可能。希腊被罗马征服之前都没有演化出一套大小城邦都满意的“联邦制”。希腊城邦世界不存在共主，只有不同的联盟，互相斗争而从不认为存在一个‘共同的秩序’。”

正是因为没有共同的秩序，只能在征占地创建希腊式的自治城市，放弃了对当地社会的长远整合规划，没有对所征占的庞大帝国进行内部政治的整合，没有进行基层政权建构，只管军事和税收，进行武力征服。一旦中央权力衰弱，就产生离心力，城市纷纷脱离控制。希腊城邦对“本土性”的绝对坚持，导致了政治的封闭。

如何看待统治者呢？战国继承了周人的“天命”观念。天命垂爱那些照顾百姓的王者。国家的统治者必须具有道德修养和能力。“天命无常，唯德是亲”是对领袖的期待。统治者贵为天子，“奉天承运”。天子受命拥有“天下”，统治者是具有天命的领袖，其它人要服从天命安排，个人要服从集体。潘岳指出，“天命包括武力和道德。谁能既强大，又保民，谁才能拥有天命。对‘天下’的执著，是历代中国政治家群体最为独特之处”。古希腊与此不同。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人较少有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束缚。在希腊神话中，没有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古希腊宗教的神不过是大写的人而已，也没有很高的权威，如宙斯神的行为也很不检点。这种观念造就了古希腊人很难产生服从外来权威的精神，彰显了个人主义的天性。

如何处理城邦之间的关系呢？战国继承了周人注重和谐与合作的新秩序。周人的新封国对周天子负有拱卫责任，非周人的封国通过与周王朝联姻而建立亲戚关系。各分封国都有强制性的责任，诸侯也必须尊重当地原有的风俗习惯和法令制度，都要懂得守规矩。这强化了邦国之间同属“华夏世界”的认同。而希腊城邦之间没有建立责任关系，并且希腊城邦内外有别。亚里士多德要求马其顿对亚洲人可以像“主人”（对奴隶）那样统治，但对于希腊各城邦的人，要像“头领”（对追随者）那样对待。潘岳指出，“亚里士多德这句话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希腊史帝国成为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和政治模板。”不得不说欧美对内多元与对外普世的双重标准源于这个文化基因。

同一时期，战国与希腊孕育出了各自的文明内核，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道路，既创造了丰厚的精神遗产，也暴露了胎里带来的先天不足。

二、 “咱们”携手共创美好世界

潘岳认为，“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就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也恰好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我们可以继承过去，但无法回到过去。我们需要朝前看。德国斯宾格勒曾说：“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纯粹的文明就是要不断摧毁那些业已变成无机的或僵死的形式。”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扬弃、更新、升华自身。觉醒的国家和民族都向内看，正视自身的不足，及时修正自己，不断螺旋上升；而未觉醒的国家和民族总是向外看，以自我为中心，希望改变别人。

潘岳认为，“文明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以科技为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就没能产生出科技文明。从制度上说，当对秩序的追求到了极致的时候，便会阻碍效率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失去创新技术的动力。从价值观上说，极端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忽视了对客观世界的逻辑推理，造成理论、实验和科技互相隔离，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中华文明要正视自己的短板，要向希腊文明学习。

希腊古典文明也有向中华文明取经的必要，吸收“和”“仁爱”等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去掉霸权与普世价值的神话，还原欧美作为多元世界之一级而非中心的正常地位。正是因为双方都有先天不足，所有才有互补、交叉、提升的必要。梁启超说，“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正是我们的责任。”任何一方都不能以师爷自居，推广自己的价值理念，而是要欣赏差异，接纳差异，让这种差异成为自身发展的动力，而不是成为发展的障碍。只有这样，“我们”与“你们”，最终变成“咱们”，咱们谁也离不开谁，是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创美好世界。

潘岳指出，“不同的答案，正是不同的路径。保留这些不同本身，恰好是为文明日后的升华留下可能。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自由带来的创造力与秩序的宝贵同等重要，问题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选一，而是在哪个环节加强自由，哪个环节加强秩序。”这已经跳出了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这种协调并举的立体思维有利于解放思想，体现了极好的开放格局，有利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共创中西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