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深入历史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何中正而灵动，宏大而入微，潘岳的《战国与希腊》（原文见《文化纵横》6月号）选取了所能想象的也许是最艰难的方式，即在一个短短的文章中涉猎概括一个庞大深入具体的计划。而这也成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中西经典文明比较的文章。

一、 经典文明战国与希腊对话的文化根基

1. 不同的文明，相似的现实境遇。文章开篇写道：“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之所以可以比较，多是由于有同有不同，为知长知短知特质，鉴之以往，用于当下，创以未来。过去，中国和西方曾多次站在需要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以此次为最。这次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节点，更是在中国百年屈辱之后，继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关节点上。和西方，终要有这样的一次历史性相遇。

我们希望人类文明因这次相遇，结出更加绚烂美丽的花朵，以面向天空、滋养大地、泽被后人。但是，对此我们做好准备了吗，了解彼此了吗。了解是艰难的，但是必需的。更深入地了解，必须深入历史的根脉，从追本溯源开始。而西方近现代可以追溯的历史，也只能到古希腊了。

2. 不同的族群，相似的历史变动。“物之不同，物之情也”，但在历史中，总有惊人的相似。比如古老经典文明的希腊和战国，都有着群雄并起、风起云涌的辉煌文明，也都有着随之总结式的短暂一统，展现了不同文明的源泉根基，这也是雅斯贝尔斯曾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但随之的相似，更令人惊讶。秦朝与亚历山大帝国的一统；汉朝与罗马显示出的繁荣；三国混战，罗马也在打仗，正爆发奴隶起义，处于三世纪危机之时；十字军东征与中国金兵南侵，则显示出共同200年的混乱……不同的人群，具有相似的时局势态。各大文明以何种方式进行传承？战国与希腊，是其中最富有典型性的历史时期。

3. 不同的地域，相似的人文气候。把不同文明的同一历史时期进行比较，有着客观的人文基础，甚至是自然地理基础，显示文明发展变化的动因。从地理历史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在明朝之后，相比之前，气候的作用似乎在变小，因为大一统的清朝实际为寒冷期，而此时的欧洲仍然四分五裂，战乱频仍。这是否说明了中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其源于自然的“大一统”核心要义，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人的自觉意识？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无论如何，把不同文明的同一历史时期进行比较，在与世界的对比中，看清中国的样貌，可资开辟通往未来的道路。《战国与希腊》比较的基础和意义，可以在这一层面上得到理解。

二、 经典文明战国与希腊对话的核心要义

历史是立体的，庞杂的，但记述的文字是逻辑的、清晰的，甚至包含价值和希望。作者以忧国民之意志，近些年不乏屡出精彩之论。其《古老文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诠释了古老文明共同体的共同命运、共同特质、共同使命，或在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文明共识开辟道路；《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指出“中华文明核心要义排第一应是大一统价值观”。《战国与希腊》则一统纲领，提出“在所有的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而带出了其他许多不同。”把“大一统”归结为中华核心要义的表现，揭示出“诸子百家虽然哲学体系差异极大，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并由此展开中西文明的对话，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照之下的内在情怀。以人文自然之音声，发人之未发，也折射出历史的趋势和中华民族的长久期待。

由此想到了恩格斯的一句话：“只要我们的祖国仍然是分裂的，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完善的立宪制度、出版自由以及我们所要求的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些不能彻底实现的虔诚的愿望而已。”而战国，“不是争要不要统一，而是争由谁来统一”，从而彰显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要义。

对历史的解读当然不止一种，尤其是对具体史实和理论。比如，谈到儒家。什么是“儒家”？见仁见智，文章涉及的涵义甚广，涉及到了儒家的积极部分，也涉及到了儒家而来的消极因素。此外，儒家也并非一成不变，孔之儒、孟之儒、荀之儒、后世之儒都有不同。若拘于一义，不免或有抵牾；若明于此，或又化解于平，而启于其已说，进于待说。文章也不乏诗化的语言，甚为警醒厚重，颇含古风。比如，“大一统，不是秦并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把人文努力与自然天下的互动互成融为一体。

经典文明总要延续下去，战国与希腊的对话也是如此。“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不同文明秉赋自身的特质，最终要从历史走向未来。因此，它会沿着历史文明的脉搏在时空中延续，开辟通往未来的道路，一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