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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由来与文明的选择

——读潘岳《战国与希腊》有感

2020年06月08日 12:01 | 作者:丰年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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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世界里。文明实质就在于人能在获取一定自由的基础上确立起某种秩序,从而获得安全、能有所发展。而所谓自由,就是能自主地选择。当然选择的空间不是无限的,总是要受来自自然必然性、人类历史必然性的制约。所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说的就是这么一种人总是得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做出选择、企图挣脱束缚,却又总是因此而置身新的限制自己的环境中的境况。人“不得不自由”,因为总是能选择、总是在选择,也总是得做出选择——然而选择却也潜藏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风险。于是就要有秩序,用它将任性从自由当中剔除出去。秩序是怎么来的,它又如何可能?这就是著名的“霍布斯问题”。

交往特别是交往中的选择产生秩序。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身体力行的交往、精神层面的交往,都在生产、再生产某种秩序。在不同文明的源头,在赋予它们生命基因的时刻,由于所处时空和条件不同,各民族先民们选择了不同的要素、不同的方面和内容,选取了不同的封装形式,形成了不同的自由与秩序的组合。先民们元初的、造就了今天不同文明根性的交往和选择多已流逝了,但其影响却千古不灭、于今为统。思想的考古可以使我们极大地接近他们,理解其精神世界、领悟其交往和选择中深沉的思考。《战国与希腊》可谓是此种思想考古的一部力作,展现了宏阔的、弭平了时空界限的场景,凿空中西、勾陈古今,为我们返本开新、融会人类优秀文明树立了标尺。

相同的历史年代里,战国与希腊分处于深海般的大陆之上、浅碟般的池塘[1]边上,农业、商贸的差异也使两边的人们于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于问题有不同的想法,于事情有不同的做法,当然就有了不同的活法——这都是因为交往、选择不同,都是出于对秩序、自由理解和偏好的不同。由此不同,发生于欧亚大陆两端、而今基本上主导了世界格局的两种文明表面看来几乎就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只有一个地球,双方势必还是得要共在、并存。

这个世界真的很是奇妙、很是丰富多彩:有黑有白、有正有反,有统有分、有和有争,有善有恶、有美有丑……但它总归还是一个世界。世界如此,人也如此。人与人差异再大,总还是得在一起。必须在一起的不同人们究竟得如何相待?必须共在的文明到底得怎样相处?

先看第一个问题。霍布斯的解答是:要有统一的秩序。为了走出丛林状态,大家都应当将权利转交给一个人格化的强大力量——主权国家。如此统一之后,人就都是安全的了。又由于服从国家差不多就是在服从自己,所以人又都是自由的了。霍布斯是个“骑墙派”,就像《战国与希腊》文中所讲的荀子、亚里士多德一样不为当世(彼此拮抗的双方)所喜,王党批他民主、渎神,民党又批他迎合专制。关键在于其理论是饱含了矛盾的:他固然是强调国家必须像利维坦一样强大有力、不受挑战,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捍卫自由;然而他却又在逻辑上废掉了专制传统的根基,将强大国家建构在个人主义、契约认同的基础上。实际怎样呢?人还是天然不愿受约束——在崇尚权利本位、反对专制王权之余,连对维持必要秩序的国家特别是国家能力也还是要反复地究诘。

不同于西方、希腊文明的根性,古代中国农业社会天然倾向于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秩序取向。表面看,春秋战国的分争同古希腊城邦内战极其相似,但就文明的精神和气象而言却是根本相左的。就像天体物理学所讲的黑洞、白洞一样,中国列国的内争、碰撞是向心吸纳型的——向内追求统一和秩序,希腊城邦则是离心喷射型的——向外寻求自由和释放压力。战国、希腊都是经由选择生成秩序的,但为何中国秩序归于集权、大一统,西方秩序导向权利、自由?关键在于选择主体不同、主体偏好不同。不同于希腊的个体本位支撑城邦本位,战国是小共同体本位通向国家本位,中国先民们的选择则是一种集体、共同体的选择,其首要的价值自然是安全而非自由。所以,当霍布斯的契约缔结以后,还是会存在一个出于个体理性而背约并带来集体非理性的“愚夫问题”“囚徒困境”。而在中国,则是长期维持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个体选择是次要的,也难能挑战强大的秩序。

再看第二个问题。还是要接着比较两种文明秩序内核的异同。个体选择的自由,以及由此而来的向大自然、向本土以外其他文明世界扩张和释放能量的影响是非常强的,也先天决定了西方后来在科技创新、殖民垦拓等方面的强势。而在另一面,它处理内部问题时却始终无法获得此种强势,面对原子化的公民,政治生活只能靠说服——权利均衡、自由理性是其法则。在中国,共同体选择的秩序于整体而言自然是理性的,但于个体、小共同体而言,它所能提供的选择空间就总是局促的。东方专制主义倒真地是在古代中国确立起了抽掉了人民制约的“利维坦”,它本质上是任性的(譬如秦政的严苛),但也要借助于说服——基于集体安全、福祉的秩序理性的说服。这也就是礼与法的合流。传统中国秩序是如此地专注于内部,以至较少像西方文明那样有面向外部世界的探索的兴趣、探险的冲动。

在不断解构、重构有限自由空间的过程中,人们既依托经验的调试、又仰赖理性的建构;既在经验过程中反思和建构,又在建构过程中经验和实践。这就有了绵延两千多年仍保持了各自根性的现当代中西方文明。总体来说,中国文明是偏建构、偏秩序的,西方人是重经验、重自由的,在现代发展中它们都有其优势,也都有其短板。在现代技术已对人的生存环境及其交往方式、选择方式带来翻天覆地改造的今天,文明固有的短板尤其凸显了,文明间的差异尤其放大了,后世传人们反思、重构和调试各自秩序的努力也尤其必要和紧迫了。还是要做出选择:是敝帚自珍、墨守藩篱,还是彼此走近、神交魂与?当下的选择攸关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文艺复兴后,世界是平的,正如当年战国希腊曾经共在的那个世界一样。当时,先有东学西传,后有西学东渐,文明对话和融会的结果是有了几百年的近代化、现代化。现在,世界又是平的了,中西文明间不再有仰望、屈从了,但还是缺乏充分的理解、尊重。前提是要反思和批判,对自己和对方都要有痛苦的解剖、精微的洞见。文明融会、道取中庸说时容易做时难,这一事业会让努力者付出代价、甚或被视为离经叛道。正如荀子、亚里士多德,霍布斯似乎不是骑墙,他深知自由、秩序各自的好处,同时又深知它们各自的坏处。类似的人物似乎还有康德——他太懂唯物主义了、也太懂唯心主义了。不再赘言。

回望历史是为了开出新篇。现代化还是要继续往深处走。未来一个民族在这条路上到底能走多久、走多远,取决于它把握各种文明的深度以及融会多元文明的广度。


[1] 柏拉图:“我们环绕着大海(爱琴海)而居,如同青蛙环绕着池塘。”

编辑:付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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