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西方文明比较，既能使中国与西方世界深刻地认识对方，准确地认识自己；更能淬炼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近年来设立了“先秦政治与希腊城邦政治比较研究”、“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研究”、“魏晋隋唐民族融合与欧洲蛮族入侵比较研究”等12个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课题，组织专家学者从文明根性上研究中西方道路之不同，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西文明比较系列丛书作了第一篇序《战国与希腊》（点击回顾原文）。此文在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背景下，引发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中西文明比较的深度讨论。在此编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的评论。

潘岳先生新作《战国与希腊》一文（原文见《文化纵横》6月号），论述了荀子在儒家与法家之间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让我对荀子以及法家有了更深的理解。文章对亚里士多德的讲述，也很有启发。我对中国历史仅限于一些粗浅的阅读，对希腊历史更是知之甚少，但受此启发，也有一些粗浅认识。

潘先生认为，中国自先秦开始就把“秩序”作为核心的追求目标，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总结。孔子一生都想恢复周礼，孟子更多地强调个人修养在其中的作用，而荀子则推进一步，让儒家成为接地气的治国理政的学说。中国人对秩序的追求，可能起源于周朝。商代的中国是由商以及被商征服的方国组成的，商以其残酷的手段压榨方国。周推翻商的统治，也许从商那里吸取了教训，对于征服之地采取了分封制，不仅封自己人，也封当地的贵族，包括商的贵族。周的统治不以武力为手段，而是以一套礼仪制度来规训和柔化各个诸侯国。进入东周之后，这套制度趋于瓦解，各个诸侯国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

进入战国之后，各国之间的争斗成为主旋律，但是，争斗的目的不是像商那样征服对方，让对方臣服、纳贡，而是要把对方纳入自己的治理版图，完成天下的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化家为国”的过程，用福山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了一个现代政权：国家不再是君主一人的国家，国家的治理也不再是君主和他身边少数人的事情，而是交由一个官僚集团来完成。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把儒家当作国家的唯一正统学说，并不是真要“罢黜百家”，而仅是把儒家学说当作国家统治的政治哲学。自此，中国的政治秩序牢固地建立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

潘先生认为，与中国追求秩序不同，希腊从一开始就是以追求自由为主调。在这一点上，我有比较大的疑问。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从国家形态来看，尚处于中国商代的阶段：各城邦国家之间以争斗为主旋律，一个国家的目标要么是征服其他国家，要么是避免被其他国家所征服。雅典的民主制度听起来很美，但却是以奴役周边国家作为支撑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导火索是它们各自的附属国之间发生争斗，它们不得不出面干预，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阶段的德国和英、法一样。所以，与其说希腊人爱好自由，毋宁说他们喜好征服。亚历山大统一希腊，为的是去征服波斯和东方的其他地方。在打败大流士之后，亚历山大霸占了大流士的妻女，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野蛮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轴心时代的三大文明分别解答人生的三大问题之中的一个：希腊文明解答“我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印度文明解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华文明解答“如何活在当下”的问题。因而，希腊文明是外向的，倾向于征服，好处是发明了科学；印度文明是内省的，因而发明了人类第一个宗教；中华文明是入世的，要解决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的问题，因而发明了现代治理模式。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大体经历了下面四个阶段：氏族-方国（城邦）-封建-现代国家。希腊刚走出城邦阶段就被罗马灭掉了。罗马帝国是一个大的封建帝国，它衰落之后，欧洲退回方国（城邦）阶段，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才出现现代国家。东方的日本一直是处于封建阶段，直到明治维新才建立了现代国家。

但是，这种落后的表现，到近代却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的优势。比如，在英国，贵族强迫国王签订《大宪章》，明确国王只是“我们中间的第一个”，即使后来国王的权力增加，他的权力也没有达到中国皇帝的权力。加上宗教因素，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就变得容易得多。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类似的。幕府后期，幕府将军的权力受到强藩的挑战，最终，4个西南雄藩联合发起倒幕运动，革命成功。

反观中国，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现代国家，到近现代却成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皇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如此之根深蒂固，让中国走西方式的现代化举步维艰。中国需要、也可以走出一条既拥抱世界主流价值、也保留自身文化特征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方面，发掘儒家传统思想并使之现代化，恐怕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性一步。潘岳先生对荀子的论述很有启发意义。把荀子的追求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要以儒家的政治哲学为基础实行法治，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