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1月1日开始，长达10年的长江“禁渔令”开始实施。“禁渔令”实施已近半年，有媒体记者近期暗访发现，长江偷捕鱼类现象并未禁绝，特别是“江鲜”仍在暗中交易，有的一公斤能卖6000元左右。暴利驱使下，对长江鱼类的捕捞、运输、销售，已经形成完整的黑色地下产业链。

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公布《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提出2020年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完成渔民退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到2020年年底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完成渔民退捕，暂定实行10年禁捕。

长江禁渔是国之大计，生态保护关乎千秋万代。禁渔令一定程度上推高鱼类产品价格，客观上“引诱”不法之徒铤而走险，这显然不是制度设计的初衷。但是经济学基本常识告诉我们，需求不变供给减少价格自然会升高，进而刺激生产者增加供给。也就是说，“猫鼠斗争”将是长江10年禁渔期长期存在的现象。这说明，长江禁渔是一项系统工程，禁令之下要解决的事情还有很多。

其中，一线执法队伍人手与装备不足，是首要问题。据媒体报道，长江江苏段400多公里，有渔业执法资格证的只有200多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约100人。视频监控、无人机等新技术手段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员不足的问题，但人力和财力都是有上限的，不可能无止境增加。

其实，破解问题的关键还是在需求端。偷捕的人是流动的，甚至不少人会选择夜间作案，但是吃鱼的人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卖鱼的餐馆也是固定的。不过，媒体记者发现，监管力量似乎并未有效覆盖非法交易发生的场所。“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只有打掉吃“江鲜”的全链条，才能扭转长江偷捕鱼屡禁不绝的局面。

再有，渔民上岸后的转型问题也要妥善解决。此前的不少报道指出，长江沿岸地区在退捕工作中存在财政缺口，对渔民的补偿、培训力度欠缺，使一些上岸渔民有返贫的风险，现实面前部分渔民选择转入非法捕捞。对此，相关部门要未雨绸缪，通过发展新型产业等方式解决上岸渔民的后顾之忧。一些已开展相关工作的地方的做法或可借鉴，如聘请退出捕捞的渔民为护渔员，建立护渔队伍，该群体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对水上情况了如指掌，能够更好参与到江面巡护工作中，长远看来，这有助于长江生态和沿岸居民心态的双改善。

长江禁渔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化执行。捕捞、运输、销售、餐饮，以及渔民转岗就业，每个环节都要跟得上、做到位。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9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