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状态历来与社会行为文化交流密不可分，一旦成为表现载体，便为历代书家仰慕、推崇不已，从个性化书写去构筑高度，将一般书写化为深层表达，并有效推动书画之间相互促进，即书画相通论。由汉至唐这八百多年间，先后几位充满个性化书家如张芝、王羲之、颜真卿、张旭、怀素等树立起各自不同的行草书写风范，正是他们孜孜以求于书写个性表达，才开启了自由书写风气这一按钮，艺术多样性由此达成。

汉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精神象征，它代表着一个时期文化创新的锐意进取，雍容豪迈的开放格局，这才有了自汉隶、魏碑、唐楷间扬起的一股行草书风，它对后来促动文人写意画形成，作用堪比寻常。而后宋元一改唐人工笔作风，大举写意进程，法以行草书写用笔，由此形式内涵全然不同，显然书写自由的表达尺度，大大早于几百年后才逐步形成的宋元写意。

或这一切，与兵荒马乱中原逐鹿的乱世风云有关。尤其从汉到魏晋时期，文人们日子朝不保夕，想生活鲜亮点、有所作为些，先决条件是能安身立足，求取功名是立稳脚跟的唯一途径。设想一下吧，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们，除了以自身才华孜孜以求于自由的书写状态，成就无数留传世间风格特异的书法作品，将人生境象淋漓地抒发出来，难道有其它可为？

也许这样的时势，造就了从乱世风云里缓缓展开的充满书写意味的线条艺术，其丰富的写意底蕴和满目沧桑，让人回味无穷。

/ 书写法度 /

众所周知，一幅“超强”书写作品，离不开笔法讲究，由此构成书写法度。它不是停留在写一手漂亮文字这样泛泛而已，而是由书写状态上升为法度和高度。当书写进入到不一般化研究层面，便是文人们生命中挚爱，横跨汉唐这八百多年历史，由各种不同书写载体形成，有的是用理性情感追求不逾规矩的书写情状，比方颜鲁公书写出法度森严、字体规整的《多宝塔碑》，但同时我行我素从个性角度出发，抒写出前人想都不敢想的纵横挥洒的行草字体，如同点线狼藉连贯自如的《祭侄文稿》等，而挥写非常人可比的“癫张狂素”诸多行草书作品，更是叹为观止“从汉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步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

相传三国钟繇，一见到出自张芝门下的韦诞，手里有本蔡邕著写的《笔法》，便三番五次苦求韦诞能借给他，不果，便急得搥胸顿足呕出血来，幸得曹操用五灵丹救活他。而韦诞何许人也？这么说吧，有段时间受其影响大有人在，乃至“幼安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幼安即大书家索靖。韦诞刚死，钟繇敏锐意识到《笔法》，既然让无数书家推崇备至已然顶礼膜拜的书论，必是奇书无疑，十有八成被用作陪葬品，随韦诞埋入坟墓。便突发奇想，何不以自身之力，神不知鬼不觉盗墓窃得此书？一旦占为己有，日后书写之事便能如所愿。为官的钟繇，从此就像某个深得武林秘笈的高手一样，有关笔法事项，只有他一人探知，再朝夕揣摩，便豁然开朗神通广大。若干年后，钟繇书写功力如鬼使神差一般大增，成就了一代书家大名，时人以能收藏到他的作品为荣。

有关笔法技巧，不同版本各说各法，以至王羲之书艺精进的奥秘，与家父手里的《笔论》有关，从笔论里觅得，加之终日临池。这些深得秘笈传说，无不印证当时讲究书写法度何等荣光，对规范书写细则何尚尊崇，乃至于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民间流传或草根阶层，以讲书写规范蔚然成风，书写法度拥有不可撼动的社会地位。

更有甚者，是唐太宗用计诳得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竟到日夜展玩爱不释手不肯罢休之地步，后当随葬品带入陵墓。至此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真迹，终不见天日，现藏于博物馆的各种不同摹本，皆出自于唐时期几位书家手笔。这几件摹本传得神乎其神，终非原作可以比拟，为仿羲之书体必夹杂着各书家使好，但足以让平民神往，多少激起书写热情。由此可见，高水平书家理论和作品，得到了当时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青睐，在这种视书写为个人生命的延续，文化中这一道灵光，愈加灿烂夺目。尽管文人画形成在后，但充满个性化的书写表达，不仅遥遥领先，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构筑中国画笔墨高度，即书画相通的密不可分，唯一体现东方写意画意韵的全方位构建，起了非常重要和不可比拟的作用。

写意艺术是从宋代才日趋成熟辉煌。与书写的活跃度相比，绘画之盛景似晚了许多。古人强调的“书法即画法”这一画理命题，书写运笔如何与绘画实践相互作用，若缺乏扎实书写功底，欲构成写意画精气神，状如登天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