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是一只无名的蝌蚪，游进电影的河流里，有幸遇到了于蓝这样的母亲般的导师，指导我创作儿童电影，引导我走向生活，教导我们从艺的道德。我从《飞来的仙鹤》《狼犬历险记》一部部儿童电影剧本写起，一直到今天我编剧了《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离开雷锋的日子》等30部电影，就像从蝌蚪长成了青蛙，回溯游程，我成长的每一步都有于蓝老师的关爱。

记得1985年于彦夫、张圆导演听说我在辽宁抚顺第二毛纺厂采访一个“男妈妈”，未婚青年男工窦春林收养一个女弃婴的故事。于彦夫、张圆夫妇帮我出点子，用了12天时间，我和王浙滨写出了剧本《鸽子迷的奇遇》，两天后传来好消息，于蓝同志召开儿童电影厂务会，剧本审查通过了，让我们和导演去云南采外景去，这是我从事35年剧本创作中通过最快的一部。

当时云南边防自卫反击战打响了，于蓝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能不能写一个边防军人和孩子的故事。我接受重任，带上儿童电影厂的介绍信，直接深入到云南省军区参战部队，见到了许多前线的伤员，采访参战人员的后方家属和孩子，离战场近了，对战争有独特的感受，对军人的后代也更有情感了。

《我只流三次泪》剧本初稿拿出，于蓝不满意，她不是像当下所谓的“制片商”一脚把你踢开、另起炉灶，而是把我和王浙滨带到了《林家铺子》大导演水华家里。水华在耐心地听了我们讲述去前线采访和我们自己的感受后，最后，他一锤敲定，剧本要锁住父子情，凡是与之无关的都删掉。水华还讲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细节，在他上中学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当时，男同学们正在一起说说笑笑，当看到他的鞋面上绷着白孝布，大家顿时不再出声，从一张张同情的脸上，他感受到父爱是心路里的灯。水华期望我们把生活采集到的细节，有效地用到剧本中去，人物就出来了，为了提高剧本质量，于蓝引领我们走近了水华。

还是为了修改这个剧本，我们住在长影十一宿舍六楼，有人早晨8点多钟敲门，开门一看。我惊诧了，是于蓝老师和陈锦俶从北京到长春来了，于蓝老师是患过乳癌的年近70岁的人，她爬了98阶楼梯呀！于蓝是“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新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奠基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是第二、三、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影协原副主席，对于我这样年轻的编剧如此关心，怎能不让我感动？怎能不让我激情满怀地写好剧本？这是老师对弟子的指导，这是前辈对后生的传递，她对艺术的执着、对工作的负责、对同志的平等、对年轻人的关爱，如薪火一般悄然传递。

当我是一只无名的小蝌蚪，游进电影的河流里，在于蓝博大无私的情怀呵护下，成长的路线没有偏向。我连续为儿童电影厂写了五部剧本，《鸽子迷的奇遇》在印度第五届国际儿童电影节得了金章奖；《我只流三次泪》得了政府奖，我和王浙滨还得了第三届童牛奖优秀编剧奖。两部电影的导演均已离世，与导演合作的美好记忆冲印在长长的胶片里，于蓝老师传授写剧本的经验和从艺的道德成为我一生的路标。她是来自延安的电影艺术家，她把经过中国革命实践证明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传给我，我曾被于蓝的作品感染着，如今我用剧作再感染更多的人。

当我从小蝌蚪编剧成长为知名剧作者之时，于蓝老师请我在儿童电影创作会议介绍经验。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我这篇讲稿的录音整理稿，这是于蓝老师根据我的录音整理的3万多字的稿子，并且是她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出来的。天哪！这让我受宠若惊，70多岁的于蓝是怎样听着录音整理出来的？至今我仍保留着那份笔记。我不是她的孩子，但她对我的每一部电影都要看，直率地发表批评意见，甚至我编写话剧《北平·1949》时，她仍然不顾年高体弱去剧场观看。

当我是一只无名的小蝌蚪，游进电影的河流里，正是电影界里像于蓝这样的清澈如水般心灵的老前辈，培养着我的创作细胞，使我成长为剧作家，成为为国家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感谢慈母般的于蓝，在她70多年电影的创作中，创造了“于蓝精神”，这就是她对电影事业、对孩子们、对年轻人的真爱与负责，她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始终如一地体现在电影向孩子们传播真善美的使命之中，于蓝精神是在中国电影创造中生成的宝贵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财富，我有责任传承下去！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