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与方大曾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书。”这是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应邀为方大曾纪念室落成时写下的一段评语。对于范长江，大家耳熟能详，方大曾是谁，我们只知道他是第一位报道卢沟桥事变的中国记者，他的其他事迹就不太为人所知了。本文介绍了他报道绥远抗战的一段经历。

1936年六七月间，方大曾受聘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生活日报》特约记者，负责撰写旅行通讯，沿平绥线西行实地探访，将一路所见所闻，以图文结合的形式介绍给读者。在采访过程中，他察觉到日本对中国西北的觊觎和威胁，“日本要伸展他的势力于陕甘宁青以至于中国的极西部——新疆，我们可以直觉地看到这是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以并吞整个华北和西北。”

方大曾的担忧很快成为现实，1936年11月，在日本关东军策动下的伪李守信、蒙古德王及王英的“大汉义军”向绥远兴和、红格尔图等地发起进攻，傅作义率领的晋绥军奋起抵抗，绥远抗战爆发，经过红格尔图、百灵庙和锡拉木伦庙三次重要战役，晋绥军大获大胜。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一次较大规模的较量。

战争一开始，方大曾就收拾好行装，以中外新闻社记者的身份再赴绥远，到前线上去把战争真相告知公众。在43天的行程中，全面报道了绥远抗战，拍摄照片数百张，写出了《绥远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等多篇很有影响的战地通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也带领十几人的新闻代表团赴绥远前线慰问采访，他回忆：“被人称为‘小方’的方大曾先生，在我们朋友心里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因为联想起许多在绥远以前关于‘方大曾’的印象。”“在书刊上，我们常常看到‘小方’的作品，他对于题材的选择和对于时间性的谨严，都是引起朋友们注意的地方。”

在绥远，与范长江等人相遇，方大曾应邀到《大公报》驻绥办事处做客，并一同采访。他们采访晋绥军骑兵第七师师长门炳岳，也多次与绥远省主席、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将军见面，谈论绥远抗战的意义、特点。方大曾和范长江等人从集宁起程赴红格尔图采访，这里是绥远主要战场之一，方大曾与骑一师第二团团长张培勋晤谈，并一起吃着四两重的馒头和盐水煮土豆。方大曾登上东山坡拍摄红格尔图全景。不远处，被野狗啃食的匪尸，仅剩下头连着脊梁骨，还有穷苦百姓正在剥匪尸的衣服，方大曾拍下了这骇人的一幕，并且在《绥东前线视察记》中写道：“有些完整的尸体，穷困的老百姓们，还正在剥他们身上的军衣，等衣服剥完了之后，就立刻跑来几只狗，它们又发现了新的美餐。战争是这样的残酷，然而疯狂的侵略者，则拼命地在制造战争。”

1937年新年刚过，方大曾和范长江一行去了隆盛庄、丰镇、兴和等地，写下了《集宁见闻记》《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等报道。方大曾登上兴和县城的山坡，感慨“大好河山之格外壮丽”，“中国的出路，只有打上前去，打到多伦，打到承德，直进到东三省去！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抱着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在失去了的国土上，还住着我们的同胞”。

为了解更多绥远的情况，方大曾决心越过大青山，经乌兰花、百灵庙等处，横穿一段“后草原”地带，这些地方大部分是蒙汉杂处，同时又是王英伪匪曾经攻陷和蹂躏过的地方，自战争平定后，还没有新闻记者到那地方去过，他认为“这是很值得去冒一次辛苦的旅行”。他告别了范长江一行，对于这次告别，范长江写道：“他（方大曾）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马翻阴山去陶林了。这是一次大胆壮丽的旅行。青年人的脑海中，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所谓危险和艰难，我们容不得多加考虑，惊人的事业，总成功于常人不敢为之中。当夜我们已转上南去大同的火车，我们才不见了他硕大美丽的踪影。”（《沉静了的绥边》）

1937年1月17日，回到北平的方大曾冲洗、整理照片，陆续在中外新闻社和《世界知识》等杂志上发表。范长江回忆，这一时期“常常在报章上看到小方的作品，时效性强，题材选择谨严。绥远战争后，他主要是以摄影记者的姿态出现”。

（作者系河北省保定市方大曾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