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在全国政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专题协商会上，来自广东分会场的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给出了“治堵良方”。

委员们指出，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先行一步，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不二法门，也是科技自主自立自强的根本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建议，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学科优势，抓紧开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研究，重点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海洋科学、粒子物理等领域谋划建设一批占据前沿、性能领先、管理科学、运作高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还要支持粤港澳高校、科研机构联合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统筹布局重点领域原始创新、深度合作和联合攻关。

在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中，深圳和广州无疑发挥了创新极效应。其中，深圳表现在技术链上游的研发环节，广州则表现在技术链下游的成果转化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建议，国家要加大力度在深港布局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试验等国家级重大的科研平台，并支持深港创新主体联合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的科研研发计划，精准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香港拥有世界级的大学、优秀的研发人才和雄厚的科研实力，广州拥有完整的产业门类、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和庞大的市场需求，穗港两地在科技创新方面优势高度互补，具有全面协同发展的基础和潜力。”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刘悦伦建议，以“科研+产业”模式为牵引，直接引进香港重大科研项目到广州落地，弥补广州产业发展短板，达到互利双赢的效果。

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的特殊背景下，如何推进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委员们一致认为，必须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希望，能在创新资源、跨境便利互动、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税收优惠政策、知识产权互融互通、跨境融资便利等领域先行先试，以一批突破性的政策，将大湾区打造成为内地与港澳创新合作的示范区。

港珠澳大桥是首次由粤港澳三地政府合作共建共管的重大工程。全国政协委员、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表示，港珠澳大桥模式是一种体制机制的创新，有效地解决了三地法律法规的差异、技术标准的衔接、建设程序的协同、思维方式的碰撞以及利益风险的分担等难题。“进一步总结深化该模式，制定大湾区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框架协议和发展规划，建立三地科技创新联合管理机构，并以典型协同创新平台为示范点，在研究项目、人才引进、合作机制、成果推广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配套，为大湾区科技创新融合发展创造合法有序的环境。”苏权科说道。

此外，创新要素的高效有序流动也被频频提及。吴以环建议，通过国家支持试点人才往来无证化的政策，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一检通的信息化平台，对香港科研设备进入深圳减免关税，探索建立科研设备、科研实验用品过境使用电子监管制度等举措，先行先试，推动创新要素的流动。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广东省委会主委鲁修禄则建议发挥粤港澳高校创新和应用优势，推动人才要素流动便利化，推动大学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强化与产业界、投资界的联系，推动大学研究成果产业化、商业化，完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吸引港澳青年来粤创业、高校科技成果来粤转移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