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两个前途的抉择。

在当时国共两党的对立斗争中，《民主》周刊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治路线与和平、民主、团结的总方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和内战政策，揭露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对推动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鼓舞群众、团结群众的战斗作用。

《民主》周刊从诞生那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著名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发表在《民主》周刊第十四期上。《民主》周刊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读者，发行范围远到南洋及欧美；不仅有上海版，后来还有了北平版、重庆版甚至香港版，和当时的《周报》《文萃》一起，被广大读者誉为国统区的“三大民主刊物”。

徐伯昕：首要任务是实现民主政治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士纷纷回到上海，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求团结的斗争。当时，抗战以前的进步刊物早被查封，急需要创办一些进步刊物。根据这种形势，知名文化界进步人士徐伯昕在抗战刚一结束，就回到上海积极筹备生活书店复业，并约请郑振铎等同志筹办一个政治性刊物。这也是徐伯昕在抗战胜利后为人民的民主事业做的一件重要事情。

长期办刊物的经验，尤其是《生活》周刊曾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徐伯昕深知，一份好的刊物对团结进步作家和各阶层人民大众能发挥重要作用，而胜利后创办《民主》周刊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主政治。为了继承邹韬奋先生办《生活周刊》的传统，刊物的刊头采用了邹韬奋的手迹，同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便于登记，没有用《生活周刊》的名称，而改用《民主》为周刊的刊名。

《民主》周刊由郑振铎出面任主编，周建人、许广平、马叙伦、董秋斯、罗稷南为编委。主要编辑人员先后由蒋天佐、郑森禹、艾寒松等担任。负责出版工作的先为张锡荣，后来由方学武等同志参与其事。

据当年《民主》周刊的发行人王丰年回忆：“在筹备期间，张锡荣同志受徐伯昕同志的委托，找我协商，嘱我当发行人。因当时我是利华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这个身份比较不会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我出于长期对《生活》周刊的热爱，在进步同志的帮助教育下，便慨然应允。经我筹办的事务，主要是筹集资金，办理登记手续和解决办公用房问题。”一切筹备工作就绪后，便于1945年9月间，由郑振铎同志出面，在鲁迅先生生前常去的一家酒店里，约请了一批上海文化界名人，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的消息，请到会朋友们提供稿件。“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一致表示对《民主》周刊的支持。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4位名律师热忱同意担任周刊社的常年法律顾问。”

1945年10月13日，《民主》周刊在上海正式创刊。当时大街小巷的书报摊上都摆上了这份十分惹人注目的新杂志。这是抗战胜利后上海第一个以《民主》命名的综合性刊物，也是抗战胜利后全国的主要进步刊物之一。郑振铎写了发刊词和《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一文，指出在国民党军队接收了敌占区后，第一步就应该恢复人民的自由权，而不是现在的戒严、搜查和压迫。创刊号上还刊登了马叙伦的《思想解放》，周建人《略论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的歪曲事实》和许广平等人的20篇文章。《民主》周刊就这样以斗争的姿态出现了。

郑尔康：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

《民主》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揭露当局的反民主本质，宣传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愿望，起了很大的团结群众、鼓舞群众的战斗作用。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在《火中凤凰——记四十年代的〈民主〉》一文中，还原了《民主》周刊当年的一些情景：

翻开父亲的日记，清楚地记载着:1945年8月30日，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先生和唐弢先生来东庙弄寓所，和父亲谈起了邀他主编刊物之事，父亲慨然接受了伯昕先生的邀请。

当时父亲的几篇日记是这样写的:“10月4日，写《民主》发刊词一篇。”“10月6日，晨起，写‘民主政治’(即《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四时许，至通惠，《民主》稿已不少。”“10月9日，四时半，即至通惠，晤民主社编辑诸人，第一期已印好，即可于明日出版矣。”

1945年10月13日，《民主》周刊正式在上海创刊了!

在《发刊词》中，父亲激动地写道：“中华民国缔造了三十四年，曾经有过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我们很惭愧，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今日，还在谈民主……”在《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中，父亲写道:“现在应该是‘还政于民’的时候了。”他提出：“为了保障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立刻保障一般国民的‘自由权’——身体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言论自由。”“民主”“自由”这两个比眼珠，不，比生命还可贵的东西啊!为了得到你们，手无寸铁的“秀才”们拿起笔来进行斗争了!

郑尔康在文中还提到，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先生是后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作为主编的他父亲后来也是民进的重要成员，而且《民主》周刊的主要撰稿人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董秋斯等先生都是民进的主要发起者或重要成员，因此可以说《民主》周刊事实上是民进的重要舆论阵地。

另外，唐弢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一个重要情况。他说:“据《周报》发行人刘哲民(因为会议在《周报》二楼召开)回忆，(民进的成立)开始是由傅雷提出的。他(傅雷)认为有些文章由个人署名力量不大，最好用团体名义，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我对这点有点朦胧，但记得清楚的是1945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在西谛(郑振铎)庙弄家里，他拿出一份由傅雷起草的宣言稿，让我看了签名，说这是徐伯昕送来的，上面已有七八个人签了名……”

郑尔康说，这个“宣言”后来不知因何缘故没有发表，但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就在此事发生的一个多月后(12月30日)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了。现在很难说傅雷先生的动议和那个“宣言”对民进的成立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但至少可以说明《民主》周刊这个刊物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了。

王丰年：民进开展民主斗争的喉舌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前，民进的领导人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柯灵、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人经常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民进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对时局的宣言》就是在《民主》周刊首先发表的，实际上《民主》周刊成了民进开展民主斗争的喉舌。《民主》周刊的发行人王丰年在《我所知道的〈民主〉周刊》一文中有过比较详细的记载:

记得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由延安飞到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谈了四十多天。这一伟大行动，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而且震动了全世界。《民主》周刊配合中国共产党制止内战、实现和平的斗争，在“创刊词”中公开声明:要求联合全国人民，缔造强大、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郑振铎在创刊号上著文《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强调“国民党已到了还政于民的时候，不管前途有什么绊脚石，这个时期终究要走到的”。周建人发出了《论人民应该多说话》的呼声，接着文章指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说“法西斯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恶魔”，为了人民的幸福，社会的进步，民族的生存，“不得不与胜利后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作斗争”。这些言论像一束束的匕首，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

1946年2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墨迹未干，就在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施复亮等民主斗士和新闻记者60多人被打伤，造成了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郑振铎、马叙伦、周建人在《民主》周刊第十八期分别发表了《民权到底有保障没有？》《重庆有我们的中央政府吗？》《惩办暴徒与防止法西斯卷土重来》等文章，指出“陪都血案”的制造者就是国民党当局，对其假和平的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

1946年4月，发生了“南通惨案”，《国民日报》记者孙天平被国民党特务残害，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江边，手脚被铁链紧捆，并缚以大石，眼鼻被挖，形状极惨。《民主》周刊第二十六期以醒目标题发表了《南通血案抗议》一文，指出“这是地狱里的新闻”绝非“来自人间”，国民党统治区是人间地狱已经昭然。

1946年6月，上海市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雷洁琼、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吴耀宗、陈震中等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车到下关，请愿代表被暴徒层层围困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受重伤。这就是有名的“六二三下关事件”。事件发生后，《民主》周刊第三十七期出了专刊，郑振铎、周建人、罗稷南、许广平分别写了《悲愤的抗议》《抗议暴徒殴打我们的代表》《抗议南京暴行》《为下关遭难代表向美国人进言》等文章，要求惩办凶手，揭露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日甚一日，并警告美帝国主义者赶快放下“援助”的屠刀。

“下关事件”的血迹未干，“李、闻事件”接着发生，著名的学者、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特务屠杀在昆明。《民主》周刊第四十期，为悼念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约请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写了《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等文章，指出“打是恶劣的手段，暗杀是更进一步的卑鄙作风”，明确指出国民党是谋杀犯。1946年秋，国民党假谈真打，在“和谈”中只谈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而不改组行政院，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几个空头委员，行“一党专政”之实。马叙伦针对国民党的骗局，在《民主》周刊第50期发表了《拖垮了国家，骗惯了人民》一文，说国民党违反政协(旧政协)协议的丑行，实为“滑天下之大稽”!

1946年10月30日《民主》周刊被迫停刊,共出版了54期。尽管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她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年来有识之士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过程,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政治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起到了积极作用。

雷洁琼：寄希望于《民主》

1989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决定恢复出版《民主》月刊。主编同志写信给冰心说:“作为民主党派办的杂志，主要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各项改革，建设精神文明，为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使民进也有参政议政、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渠道和为知识分子广开言路的园地……”

冰心说这消息使她兴奋而又担心:“我们办得好这个刊物吗?”但很快地发来了贺词。她对《民主》杂志的创刊寄予厚望：

“民主”，拿通俗话来说，就是人民大众都有议论国家大小事务的权利。但是人民必须对于国家的大小事务，都听得见，看得见，才能有正确发表意见的可能，社会有什么大事发生，让人民能及时从报刊上、广播里、电视上看到事实真相，听到不同声音，人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认为，对整个国家来说，透明度越高，凝聚力就越大，这样才能万众一心地把国家搞得繁荣昌盛起来!

1989年创办《民主》杂志，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爱国统一战线新形势的需要。当时，我国正在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完善和发展这个制度，就要积极创造条件，使民主党派有自己的舆论阵地，以利于民主党派更好地参政议政，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这个刊物之所以仍取名为《民主》，就是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民主》周刊的革命传统。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法律保障，必须使两者紧密结合，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民主制度还不完善，法制建设也不健全，因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仍是当时当务之急。

民进中央原主席雷洁琼说，我们创办这个《民主》月刊，其宗旨就是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扬民主、尊重科学，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担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雷洁琼在创刊号序言《寄希望于〈民主〉》中写道：

作为民主党派主办的舆论工具，我衷心希望《民主》杂志具有时代的风貌，办出自己的特色。《民主》的编辑工作要发扬改革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从国情出发，认真探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倡独立思考，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开展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要经常反映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对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意见和呼声，为国家实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合理的建议。要关心思想理论界的动态，及时传播各种信息，使《民主》杂志成为知识分子交流思想、发表政见的民主讲坛，成为探讨问题、研究理论的公共园地，成为疏通言路、反映民意的对话渠道。

希望《民主》杂志努力树立新的文风，去套话，说实话，求真理。文章力求准确、鲜明、生动、言之有物，把刊物办活，提高理论性、思想性和可读性。希望各级民进组织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这个刊物，使这株刚出土的幼苗不断茁壮成长。

民主党派期刊是阐明立场和主张的喉舌，是思想理论建设的阵地，是树立形象和展示风采的窗口。恢复创办以来，《民主》杂志“立足民进，面向社会，服务统战”，为把民进建设成为高素质的参政党，充分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在统战系统拥有广泛的影响。

（作者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