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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塑人,以诗化魂

——赵明教授讲述与公木先生一起的日子

2020年07月28日 10:24 | 作者:赵明(口述) 谢颖(采访整理)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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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著名诗人、学者公木先生(张松如)110周年诞辰,由他作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英雄赞歌》被广为传唱,是激励无数中华儿女的经典之作。赵明教授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曾任教于吉林大学和青岛大学,上世纪80年代他作为学术助手在公木先生身边工作过10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和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赵明先生,请他讲述公木先生的为人、为艺、为学。

公木先生

公木先生

“我的真诚不容置疑”

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我的农村生活已历时8年之久,当时陆续有插队知青和下放干部返城。想要回城,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并且也是我愿意做的工作是关键。幸运的是,1978年秋,吉林大学中文系领导向我透露一个重要信息:被错划右派的公木在恢复党籍后重新走上校、系领导岗位,已届古稀之年的他亟须配备一名学术助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1978年9月中旬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如约来到公木先生家。走在路上,我心里不禁想:公木先生从延安时期走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电影《英雄儿女》的歌词作者,一生历经坎坷,会是怎样威严肃肃的容仪呢?谁知门一开,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穿着朴素的长者,鬓发花白,眉宇间却仍透出一缕英气,半显坚毅,半露慈祥。他亲切地招呼我坐下,并递给我一杯热水,平易近人。公木先生从询问我的个人经历和家庭情况开始,自然地把话题引入到读书和志趣,然后便倾听我的读书心得。这是一次“面试”,也是一次很好的学术训练,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当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之后我便成为公木先生的学术助手。

    ▲公木先生与学生们在书房中,前排为公木,后排中为赵明。

公木先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生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作为助手,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学习中协助,在协助中学习。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准时来到公木家中,向正在伏案写作的先生请领工作时,他却认真地问起了我回城后生活如何安排等问题。说心里话,工作伊始,能够听到公木这样的大学者问起自己生活中的冷暖困苦,已经令人深受感动了;更想不到的是,前一天傍晚,先生还利用饭后的时间,去看“文革”中他和吴翔老师曾经住过的两间仓库房。这仓房在他们搬出之后,便空置起来,被校后勤部门用来堆放杂物。公木先生看到仓房未作它用,决定待我来后即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如果愿意入住,他就找后勤部门疏通一下,以便我尽早把家安顿下来。我听后感谢之情难以言表,但由于此前我已在朋友那里借到了一间居室,三口之家也还住得开,便不想烦扰公务繁忙的先生再为我的家事操心费力。这件事让我感受到的温暖,已永驻于心,终生难忘。

作为助手,我每周去先生家里三四次,他给我交代工作,并就一些问题互相交流讨论。在我到来之前,公木先生投注了多年心力撰写的《〈老子〉校读》初稿已近尾声。我来后,先生把已竣稿的上编《道经》部分4本手稿交给我,让我先校阅一遍,校阅中有什么想法、建议可记录下来,随时向他提出。1979年冬,花费6年撰写的《〈老子〉校读》终得面世。我没有想到的是,对于我为此书所做的那份微不足道的工作,公木先生竟给予了热情洋溢的鼓励和不吝笔墨的肯定。他在《校读》的《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直到去年冬赵明同志调来我校,助我一臂,才把劲儿上足,时钟再度发出滴答声。今年春天赴京参加诗歌座谈会归来,一鼓作气,命笔急就,又把《德经》四十四章赶了出来,全部杀青,是在五月。于此期间,还综合八十一章《说解》大意,写了一篇《论老子》,这篇东西,便更加是与赵明同志共同探讨,并得他协助才写成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赵明同志,此书或将功亏一篑,那是大有可能的。”

那时公木先生刚刚恢复党籍重新开始工作,他蓄积的渊博学识和经历感悟都化成了巨大的学术激情,仿佛要抢回失去的时间,争分夺秒地工作。除了吃饭睡觉,几乎全情投入学术研究和其他相关工作。他对生活中衣食住行几乎没有更多要求,以致有的研究生开玩笑说:公木先生那么关心我们,自己却“不食人间烟火”。

真诚、宽厚、担当,凡与公木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在这三点上留有深刻的印象。他除了学术研究还承担了学校和社会上的很多领导职务,对于学子总是引导呵护,即使他们一时出现偏差,也从不放弃。真诚,担当,是公木的底色,他强大的精神人格气场,就在这里。他常说:“我的看法容有正确或错误,但我的真诚不容置疑。”

1988年,我离开吉林大学赴青岛大学任教。此后近10年时间几乎每个月都与公木先生有一次书信往来,声讯相通。信中主要交流探讨学术问题,还有学术理论界的一些热点。那时已经是公木先生的晚景岁月,但他在做和想做的事还有很多,他不能不工作,不能停止思考,不能不继续燃烧自己直到红烛成灰。其时,公木先生很需要有人和他交流讨论,但人们太敬重他,所到之处皆以长者导师而尊之,他在信中说:“我写出的文章已经听不到批评和不同意见,我已经失去了平等交流的机会,我为此深感寂寞,甚至苍凉。”想来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声讯相通或许多少能让先生的孤寂之怀稍感慰藉。

另一个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期间,公木先生为我和赵敏俐教授在学术事业上所给予的关怀和帮助。《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等著作得以问世,离不开他的热情支持与鼎力相助。就在公木先生逝世前一个月,他还撰文写下了《两汉大文学史读后断想》,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8月。文中写道:“看了两部大文学史,产生前浪后浪之想、冰水青蓝之叹。有这样一批学人,怎不令人欣慰!”这可能是著作等身的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如今,我还保留了先生10年来的书信。面对这珍贵的纪念,我感念恩师而又懊悔当年的离开吉大。

编辑:杨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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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木 先生 学术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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