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提出著名的“轴心时代”概念，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人类文明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精神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张力，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开始以理智方式和道德规范来面对人类社会。轴心时代的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正好与轴心时代重合，奏响了中华文明的辉煌乐章。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的天空群星璀璨，其中最明亮的一颗星是孔子，孔子是道德大师；最耀眼的一颗星是老子，老子是智慧大师；还有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墨家的墨子。他们的思想滋养哺育了中华民族，塑造了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对于这些伟大的精神导师，我们只能顶礼膜拜。

仰望先秦的天空，尽管不同的星宿有着不同的光芒，甚至互相冲淡。墨子要《非儒》，道家要绝仁弃义，孟子要“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然而，先秦诸子的思想文化渊源却是同一的。他们都仰慕同样的先圣，这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孔子赞誉唐尧不吝溢美之词，代表了先秦社会的共识，“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他们都引用同样的典籍，这就是“六经”。一般认为“六经”为儒家经典，实则不然，“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于国史”（章学诚《校雠通议》）。他们都使用同样的概念，这就是道、德、仁、义、圣人和君子。先秦诸子都喜欢道的范畴，老子把道看作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孔子认为道是至理，“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墨子常论“圣王之道”，孟子喜谈“圣人之道”，韩非著有《主道》。荀子则认为：“道者，进则近进，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荀子·正名》）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相当成熟，先秦诸子生活在同样的文化氛围中，自然而然地继承同样的文化传统，汲取同样的文化养分。

秦汉之后，中华文明的天空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再也没有重现先秦时期的灿烂辉煌；中华文明的天空清静了许多，不同的星宿遭遇了不同的命运。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统一了传统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儒家之星更加明亮光大，历史地占据了文化的主导地位。道家之星悬而不坠，依然闪烁不已，与儒家形成了阴阳互补的文化结构。老子阴柔，称颂水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孔子阳刚，要求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寄情自然界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法家之星隐而不显，似无实有，与儒家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政治结构。汉宣帝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真实地道出了儒家与法家的本质关系，绵延传统社会2000多年，“自汉以来，学者虽鄙申、韩不取，然世主心悦其言而阴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习其说，或诵言称举之，故其学至于今犹行也”（苏轼《东坡书传》）。儒道法或阴或阳，或内或外，互补协同，和谐相生，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只有墨家之星突然消失在历史的天空中，消失得神秘而离奇。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认为：“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儒道法墨之所以相继闪耀在先秦的天空，就在于他们提出的伟大思想。儒家是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深刻揭示了人类生存的真理。道家是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理性地叩问了自然界运行的规律。法家是法，“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冷峻地提供了政治治理的有效模式。墨家是兼，“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兼爱中》），深情地反映了社会大众的平等诉求。儒道法墨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文明的思想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远值得人们去探寻和挖掘，从而为现代社会和现实人生贡献智慧与力量。

这本《国学溯源》就是在探寻和挖掘先秦思想文化资源。全书十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概述先秦诸子百家，认为百家争鸣实为儒、道、法、墨四家，而真正对传统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只有儒家和道家。儒、道两家的思想精华集聚在《老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本经典，内敛于道、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十个概念。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四、五章，阐述儒家思想，归纳为孔子之仁、孟子之义和荀子之礼，指出儒家以仁为核心，仁、义、礼相辅相成，从而构筑起宏伟的思想大厦。第三部分包括第六、七、八章，阐述道家思想，升华为老子之道和庄子之游，认为道家以道为逻辑预设，建构起本体哲学、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第四部分即第九章，阐述法家思想，概括为韩非之法，指出法家以法为前提，法、术、势三位一体，致力于筑牢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思想基础。第五部分即第十章，阐述墨家思想，概括为墨子之兼，认为墨家以兼爱为主旨，兼与别相对立，爱与利相结合，搭建反映平民百姓诉求的思想体系。墨家思想放在最后阐述，主要是因为墨家在秦汉之际已经中绝，于传统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按照先秦的显学，墨家思想是应该放在儒家之后阐述的，相信读者能够给予理解。

《国学溯源》是笔者长期坚持和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又一成果。在解读儒道法墨思想的过程中，笔者秉持一以贯之的原则，即注重思想的系统性要求，努力把散见在诸子经典中的各种观点和资料梳理清楚，归纳提炼，集中成章，使诸子的思想构成体系。在建构诸子思想体系时，坚持以经注经，绝不自由发挥，也不随意附会。注重解读的现实性，努力观照社会问题，但不一定是当下社会的问题。所观照的都是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只不过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进而追求学术研究更长久的生命力。注重语言的通俗性，努力做到雅俗共赏，用人们看得懂的文字和熟悉的思维方式解读经典和诸子思想，在学术与普及之间尽量保持平衡，避免进入象牙之塔，让人望而却步。

雅斯贝斯高度评价轴心时代，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对于个体也是如此，“个体自然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是啊！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在回顾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之后，冲决中世纪神学的罗网，使欧洲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追踪先秦时期，呈以“托古改制”面目。托古改制不仅是为改革提供依据，更是为改革寻找思想指导和智慧启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之中，人类社会是否需要再一次回到轴心时代，向先贤圣哲们请益，请先贤圣哲们赐教。《国学溯源》不是为了回顾而溯源，而是为了重燃而溯源。但愿重读儒道法墨经典，能够探求解决人类面临问题的良方，寻觅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动力；能够提升个体生存质量，照亮人生的前行之路。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