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一部由刘琼执导，梁波罗、孙道临、李纬、顾也鲁等主演的电影《51号兵站》红遍大江南北。影片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运送军需物资支援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故事。

6月20日，剧中主角“小老大”的原型之一，民革党员王申甫迎来百岁寿诞。他是上海目前唯一健在的政协专员，他的人生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王申甫

跟苏北“做生意”开辟“地下航线”

王申甫于1920年出生在上海浦东的高桥杨园村（现属浦东新区高东镇），自幼聪慧好学、机敏过人。20世纪40年代，他和哥哥王斗甫一起在上海浦西的蓬莱路开了一家照相馆，因为兼做照相器材、化工物资等方面的生意，也就结交了不少朋友。朋友中有一位叫陈永福的，初时，王申甫以为他是普通商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是新四军驻上海联络处的负责人，真名叫张渭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东海舰队后勤部部长）。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的《浦东版“51号兵站”》记载，王申甫弟兄俩的爱国抗日思想，给张渭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由于日伪特务发现了张渭清的真实身份，要逮捕他，张渭清听到风声，立即潜回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不久，张渭清从苏北给王斗甫寄来一封信，邀请他们去苏北“看看”，并询问是否可以跟苏北“做生意”。

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王申甫弟兄俩受到新四军海防部队政委吕炳奎、司令汤景延等首长的热情接待，并给他俩讲革命道理，希望他们为抗日救国做些贡献。王申甫在了解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军用物资奇缺后，表示愿意为新四军搞些物资。几位首长当即委任王申甫为新四军“海外贸易公司”的地下采购员，化名“王洁”，并指定他接受张渭清的领导。

从此，王申甫开始了千方百计从上海购买汽油、西药、军用电线、五金器材等重要物资的一段“冒险传奇”。他雇用船只运往苏北根据地，沿途要通过道道关卡，时时都有生命危险。王申甫设法冲破重重难关，一次又一次胜利完成任务，建立起了一条从上海浦西→浦东高桥→经吴淞口→长江→苏北根据地的“地下航线”。

据《浦东版“51号兵站”》记载：有一次，王申甫采购了一批西药、望远镜等军需物资，他随船前往苏北根据地。半夜行至长江中，天墨墨黑，忽然江上刮起巨风，船在狂风中飘飘摇摇，失去控制，巨风将船帆也刮破了，万分危险之中，船老大急得哭着说：“王老板，桅杆要砍掉，不然要翻船！”

一条帆船，最重要、最值钱的就是主桅杆。王申甫果断地说：“马上砍，损失我负责！”船工们把主桅杆砍下来，等风小一些后，靠着两只小帆篷勉强将船开到苏北根据地。

在根据地，新四军首长接见了王申甫，王申甫在他们的教诲和鼓励之下，决心为抗日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多做一些贡献。

王申甫百岁寿诞，民革浦东新区区委会副主委黄锦海（左）祝贺。

“小老大”施妙计购军火200箱子弹送解放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1949年，王申甫接到指示，要搞一批当时最先进的“79式”步枪子弹。

子弹是军火，严禁私购偷运，如果被抓住是要枪毙的。但是王申甫再三考虑：这是解放军前方作战的急需物资，困难再多，危险再大，也要设法完成任务！

据王老口述，当时，他住在浦东徐路镇岳父家，通过镇上一家杂货店老板，采用搓麻将的方式，结识了常来杂货店购物、搓麻将的国民党青年军202师一个叫汪国孚的连长，故意让汪国孚每天赢钱，又天南地北地闲扯聊天，双方关系越来越热络，交谈也十分投机。

待时机成熟时，王申甫向汪连长提出了“搞一批79子弹”的要求。汪连长一听说要搞子弹，立即神色凝重地问：“79子弹我有的是，但是你要来干什么？”又说：“你千万不能搞到共产党那里去，如果那样做，我们两个人的脑袋都得搬家！”

王申甫一听此言，心中十分紧张，但他故作镇静地说：“这个我当然知道，你放心好了。我是拿到小洋山俞康其那里去的。”（俞康其是浦东著名的土匪头子、“忠义救国军”司令张阿六手下的大队长，王申甫为了给新四军采购军用物资“打掩护”，与张阿六搭上关系，经常有来往，曾在张阿六的“司令部”与俞康其见过面，所以此时打出俞康其的牌子。）

汪国孚说：“我相信你，给你弄一批‘79子弹’。”双方谈妥后，王申甫付给汪国孚10两黄金作为“货款”，回家后做好各种准备，叫了一辆大卡车，由汪连长押车，开到江湾国民党上海军火仓库，以“领用军械”为名，装上200箱“79子弹”，迅速运回浦东码头，立即装上一艘事先雇好的“夹底船”，把子弹箱藏在下面的夹层内，上面杂七杂八地装了许多普通货物。

王申甫随船押送，一路上提心吊胆，高度警戒，在各处“关卡”小心应付，终于顺利地将200箱子弹运到苏北根据地。在张渭清的陪同下，粟裕、张爱萍将军接见王申甫，给予特别表扬和鼓励，称他为“革命有功之臣”。

控制“五号沟码头”打通“地下交通线”

随着蒋介石的部队在前线节节败退，对其统治区的控制更加严密，向苏北运送物资也变得极为困难。王申甫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最好能有一个自己控制的码头，不经过吴淞口，直接将船开往苏北解放区去。

据《浦东版“51号兵站”》记载，王申甫的老家徐路乡靠近长江口，就有这样一个“五号沟码头”，但当时控制在土匪司令张阿六的手中。当时，徐路乡的匪乡长马金山与王申甫很熟悉，曾经要王申甫当副乡长，王未答应。王申甫想到亲戚赵树华的哥哥是张阿六的部下，在五号沟码头当差。王申甫向党组织请示，经组织同意，让赵树华出任徐路乡副乡长，就这样，通过赵树华兄弟俩，掌握了五号沟码头的实际控制权。

此后往苏北运送物资，就不需从吴淞口经过，更加安全、方便了。王申甫还利用这条“地下交通线”，秘密、安全地护送过许多从苏北根据地到上海工作的党员干部，并护送上海一些进步青年去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

当年王申甫为新四军在上海采购物资和雇船的费用，都是由他自己先行垫付，而且由于国民党印发的“法币”“金圆券”日益贬值，购买这些紧俏物资绝大多数要用黄金或银圆付款，待物资运到苏北后，新四军领导再跟他结算。

1948年，解放区的经济还很困难。王老回忆说，有一次，他把一大批货物运到苏北后，张渭清等领导跟他协商，说：“一时拿不出黄金来结算，是否可以用苏北出产的棉花结算抵款？”王申甫体谅到解放区的困难，慨然允诺，核算了580担棉花。

但是棉花的体积太大，必须租用好几条大船才能运回上海。王申甫又赶回上海，与张渭清的侄子卢桂发商量，雇船前往苏北装运棉花，王申甫因上海还有许多事务要处理，无法分身去苏北，就委托卢桂发押船赴苏北。

不料，半途中出事了！卢桂发押运的棉花船行至如皋附近，被国民党的部队拦截，船和人全部被扣。在严刑拷打之下，卢桂发供认说王申甫是运送货物给新四军的头头，并供出兄弟俩在上海的住处。

于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即部署抓捕王申甫弟兄。王斗甫在上海家中被捕，被判刑5年（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王申甫当时住在朋友京剧演员尚凌云家中（巨鹿路景华新村20号），国民党军警那天晚上来抓他时，正巧有朋友请他吃晚饭，不在家，特务在尚家留下许多人“张网以待”。

王申甫因为要晚些回来，就在饭店给尚凌云挂电话打个招呼，聪明机灵的尚凌云一听电话铃响，估计是王申甫打来的，抢先抓起电话，胡乱说了几句，就说“再会”，把电话挂断。王申甫感到情况不妙，就请朋友去尚家察看，看到尚家附近停着警车，门口还有许多“不三不四”的人。

朋友从尚家回来，对王申甫说情况十分不妙，劝他迅速离沪。王申甫连夜从浦西步行赶回浦东杨园家中，匆匆拿了一些钱和衣服，告别妻子儿女，乘船逃到台湾。因举目无亲，在各处流浪了两个多月，带的钱用尽，只得返回上海。一番周折后又去了苏北解放区，受到解放军首长的表扬和鼓励。

再遭“棉花充公”事件终破产潜回上海配合解放大军

过了两个月，王申甫回到上海，不听朋友的“好心劝告”又为苏北解放区“华中银行”采购运送了一批印钞票的专用纸张，华中银行行长忻元锡因暂时无黄金，商量以380担棉花结算。因为上一次棉花的教训，王申甫有些犹豫，但还是答应了，与同去的赵树华、黄威树一起押船回上海。

没想到，这次又出事了。《浦东版“51号兵站”》记录了此次意外的全过程：

当船行至吴淞口，被国民党部队的巡逻艇发现，喝令停船。王申甫他们不理睬，继续前行，敌艇上的小钢炮打过来，只得落帆停船。趁敌人还未上船之机，王申甫急切地对赵树华二人说：“这次落到敌人手里，肯定要吃苦头，但我们一定要咬牙挺过。只要我们不松口，敌人就抓不到我们的把柄。但如果招了供，那‘通匪’的罪名就大了，不但自己要杀头，家里的人也要跟着遭殃，二位务必记住我的话！”赵、黄二人坚定地点点头。

敌人上船后，把船上的一间小舱当成临时审讯室，对三人严刑拷打，灌辣椒水、上土老虎凳，还用烧红的烙铁烧烫赵树华的背部,再用盐水烧身……威逼他们招供。三人一口咬定自己是老实的百姓、本分的商人，到苏北贩棉花只是想发点财，根本不认识共产党。

敌人拷打、折磨了一天一夜，毫无结果，但仍不甘心，将棉花船押到崇明岛，派人看守着。但是对船老大看管不严，允许他上岸买菜、烧饭。机智的王申甫在跟敌人的看守交谈中得知这股敌人是张阿六的部下，又请船老大打听到其中有个头目叫周显才，王申甫知道周显才原是新四军的营长，是被组织上派到上海潜伏的地下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显才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科科长）。就趁着看守不注意时，写了一张纸条，请船老大转交给周显才。周显才接信后立即设法营救，在敌人关押他们三天后，成功将三人释放，但380担棉花全部被没收“充公”，还让他们保证：“今后不得通匪资敌。”

经过这两次“棉花充公”事件，王申甫完全破产，负债累累，在上海也不安全，只得去苏北解放区，见到粟裕等领导同志，粟裕将军安慰他说：“等大军过江、上海解放，定会给你补偿……”

1949年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4月22日，王申甫和赵树华随解放军到达无锡，为了配合解放大上海，张渭清传达张爱萍将军的指示，让他们俩带机密文件潜回上海，送给江南造船厂、国民党老闸北警察分局等几个单位的地下党组织，并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

王老回忆说：他和赵树华冒着生命危险，抄小路日夜兼程赶到上海，将机密文件一一送达。又通过关系多方策反张阿六等人起义，张阿六在王申甫的劝导下，已“动心”准备起义。但由于国民党特务将张阿六的家属带往台湾，充当“人质”，策反工作未能成功。

上海，已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华东海军司令的张爱萍将军两次在武昌路38号海军司令部亲切接见并款待王申甫，动员他参加海军搞后勤工作，但因当时部队实行“供给制”，不发工资，王申甫要抚养妻子、儿女，未能如愿加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申甫改行创办“和平化工厂”，经营有方，业务十分兴旺。后来，王申甫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掩护给新四军以及解放区采购物资的工作，与“忠义救国军”头目张阿六、上海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人关系密切，又有特殊的“海外关系”（他妻子毛秀卿是蒋经国亲生母亲的侄女），被打成“坏分子”，判处管制多年，失去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张爱萍将军和张渭清、吕炳奎等老首长的关心帮助下，王申甫等人的冤案得到平反。他发挥经营专长协助生产大队创办乡镇化工企业，成绩显著，1979年和1980年连续两年被评为上海川沙县先进工作者。

1984年上海市委统战部批准他为川沙县政协专员，由此参加政协工作。

1986年，王老去北京，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亲切接见，并在王老的有关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他在战争年代对革命事业作出的特殊贡献。201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王申甫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