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众所周知，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发挥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嵌入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处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底部环节，一直是我国参与上一轮全球化的最佳选择。当前，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全球产品内分工原则，受到来自逆全球化趋势和新冠疫情的重大冲击。中美贸易战及其后续的一系列冲突证明，在现有的全球产品内分工秩序下，来自上游企业的技术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越是处于上游的产业，越缺少替代厂商，发生贸易制裁现象时，对下游厂家的杀伤力越大。为此必须高度防备那些拥有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中间投入品商，在关键时刻对我国产业安全所发出的可置信的威胁。因此，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直面短板奋起直追，才是理性选择。也就是说，当“扬长避短”的静态比较优势与国家产业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理性选择必然是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突破瓶颈限制，即短期看自己在某产业的竞争上可能没有优势，但是可以通过政府的扶持和适当的补贴，全力扶植这些处于“短边”状态的产业部门，奋力拓宽发展瓶颈，拥有全球产业一定的话语权。

在双循环性发展格局下，补短板不仅要补产业的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和特殊材料，更要补技术的制度短板。我国目前产业体系、门类齐全，发展规模也很大，但是很多产业“缺芯”，一些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部件都被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隐形冠军企业垄断，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小到高铁螺丝钉、电子芯片、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微电子链接用导电金球等。为此，我们应该重点选择这些“缺芯”的产业链，专注地把技术一层一层地往上做，逐步掌握这些不易被竞争者替代的重要价值环节。现在的问题，不是大家没有认识到培育各种隐形冠军企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是我们缺少隐形冠军企业成长的生态环境和制度条件，如税制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工匠精神等。也不是说，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文件要求、政策规定和法规条例，而是缺乏实实在在的执行机制。很多文件要求、政策规定和法规条例难以落实和落地，是制约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比较优势发生动态变化的条件下，不仅短板要拉长，而且长板要更优化。“锻长板”，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全力发展我们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中国产业现在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在劳动密集尤其是熟练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上。因此现阶段强调“锻长板”，就是要鼓励大力发展熟练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我们未来也不可能放弃那些占人口需求比重高的、附加值率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市场，而全部去追求那些市场狭小的、高精尖的技术密集的产业。这里需要破除一个误解，就是过去我们一些人一说要产业升级，一论产业要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就要求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实，产业升级也好，迈向中高端也罢，都是要求产业能获取高附加价值。能不能获取高附加价值率，是判断产业是否升级或迈向中高端的基本标准，这与是不是劳动或技术、资本密集的产业性质无关。在技术进步的支持下，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能获取高附加值。相反，即使是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也不见得一定可以获得高附加值。

实施扬长补短策略，要有系统性的体制改革、政策调整、法治强化、文化重塑等作为保障。一是要创新新型举国体制，以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为依托，在市场的基础上运用国家的力量，突破某些基础产业的瓶颈。对于某些不适合运用举国体制的关键生产环节，如服从摩尔定律而变换频繁的芯片产业，也可以以相关企业为主体进行投入和集中研发，政府产业政策进行组织、引导和实施基金支持。二是以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思路，通过国内市场开放，吸收全球先进技术和人才等要素来中国进行创新创业，发展我国以创新为导向的全球产业链集群。现阶段我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正从生产要素价格低廉逐步转向超大规模市场容量，后者甚至可能是我国长时期拥有的绝对竞争优势。这对我国形成以创新为导向的全球产业链集群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关键是要把这个统一的大规模市场培育好。三是要以国家的力量去提升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水平，提高基础原材料生产以及相关仪器设备的质量，这是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薄弱环节；四是要形成更合理的财富分配体制，社会财富应该倾斜于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才而不是投机的人，才能让技术人才可以长时间沉下心来把关键技术做到极致，让更多企业成为隐形冠军。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税收体制改革、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等等。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