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蔓,著名教育学家、中国情感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所长兼党委书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原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2020年8月10日,朱小蔓教授在南京因病逝世。

2020年,教育界两位最受爱戴的大师逝去,星空中多了两颗璀璨的星,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的感觉,他们依然在微笑着倾听,温暖地和我们对话,热情地鼓舞陪伴着我们行动。他们生前曾于点滴间播撒了大爱,人们将点点滴滴的感动深藏于心中。如今,他们走了,人们爱的情感迸发流淌。

收到数万字的来稿,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删减再删减——。

我想正因为从两位逝者身上体验的这爱和美,人们被鼓舞被点燃从而对人生更有热望,也正是在一次次的回望中,美好的传统和精神得到传承和光大。

同时,两位先生身后在业界在民间的盛誉当能提醒生者,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到什么?领导干部领军人物更需要思考,什么是人们心中的好领导好领军。还可以研究的是,他们如何走向领导岗位?培养发现了他们的人是谁?教育工作者还可以考察他们的成长历路以及他们的家庭教育;他们从动荡的年代走来,我们也还可以研究,在同样的时代挑战面前,他们又是以怎样的姿态去搏击去回应去回报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和人民?具体报道见公微。

——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主编  贺春兰

学者回忆：

朱永新:思君岁岁泣秋风

认识小蔓老师,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她为人富有激情而又不失宽厚,具有原则而又乐于助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她对教育科研、学术风气和科研管理的思考和践行。

我曾和小蔓约定,要一起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2002年小蔓在刚刚接任中央教科所所长很短的时间内,就对中国的教育科研走向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看法,改革之意和敬业精神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3年11月8日—10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苏州市人民政府协办的首届中国教育科学论坛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那是小蔓就任中国最高教育科学研究机构领导人的“首秀”。她对于教育研究的理解,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最根本的办法在于要用创新的精神激活教育研究的活力。她呼吁,教育研究必须进一步面向实践。要对教育实践有强烈的敏感性,对教育问题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能够捕捉和抓得住最重要的课题,并通过一定超前性的调查、实证与分析研究,通过在基层艰苦细致地扎根研究,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政策以及面上的教育实践提供基础的、基本的、先期的行动依据和指导。她特别要求各级教育科研机构及人员进一步打破教育研究的封闭、割裂的状况,积极发展与社会其他领域、行业的互动,积极发展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的互动,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概念与方法,不断开发和拓展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整合运用到教育研究中来。要善于借鉴和吸纳中外历史上的教育思想与经验,借鉴和吸纳当今各国的教育经验。特别是要重视与教育实践第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结成伙伴式的合作研究关系,在研究中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她在会议的致辞中反对为研究而研究。她主张,对基于扎实研究的科研成果和产品,包括教育政策、教育思想和揭示教育规律性的教育科学,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要积极地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宣传先进的教育思想,传播新的教育知识,改变那种将成果束之高阁、教育研究效益低下的现象。在这里的创新精神,应当体现在关于对研究成果作深度的开发,努力改变教育理论、教育知识在表达方式上的枯燥、晦涩、空玄、单一和模式化,探索用明晰、晓畅、活泼、文体与风格多样化的方式,满足社会不同人群对教育思想与教育知识的不同需要。

她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在体制和机制上存在不少弊端,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使教育科研机构焕发生机。她指出,现行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教育研究机构功能定位不尽准确和突出;其职能、建制、编制、投资体制缺乏合理依据;研究资源分散而缺乏整合;运作机制缺乏开放、透明、竞争与灵活多样;研究人员与教学工作脱节,缺乏知识传播和更新的刺激与动力;科研成果的评价与激励缺乏有效而健康的方式及其导向等等。我们一定要将教育科研创新作为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打破过于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克服“等、靠、要”的陈旧心理,积极推进项目式、课题式的开放管理,加强跨部门、跨学科的联合,加强教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形成集团的优势和科研合作的共同体。

参加会议的中央教科所的朋友告诉我,小蔓虽然到任时间不长,但她非常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她的眼里,每个人都有巨大的能量。所以,中央教科所的学术委员会,她破例自己不做主席,而是发动大家选举。结果,程方平和陈云英两位干将,为她分担了不少学术管理的事务。其实,中央教科所的最重要的工作,不就是学术吗?朱小蔓把最重要的权力给了专家,她也真正地超脱了,可以集中精力考虑长远的发展问题。她的民主作风和高屋建瓴,在短时间内,就给中央教科所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小蔓在中央教科所的改革,有学界友人曾致信我,其中谈到:“改革总是艰难的,但是只有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小蔓,绿色的青蔓也。但愿她的改革如同苦丁茶,先苦后甜。”

与小蔓近30年的交往,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断向她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她身上汲取力量的过程。斯人已去,但是她的情谊永存,精神永在。（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张力:追忆朱小蔓教授二三事

我认识朱教授,还是2002年她从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调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所长兼党委书记,直到2007年,朱教授在主持中央教科所全面工作期间,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因此,在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重大(重点)教育科研课题的一年一度立项过程中,我经常参加她主持的评审会。朱教授平时待人就非常诚恳热情,在会上无论是讨论还是争辩,她总是张弛有度地把握着会议的重点和节奏,在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她不吝提出中肯的评价观点,而在其他研究领域,她重视听取和善于归纳与会专家意见。许多友人都认为,朱教授从高等学府到科研机构始终践行的严谨治学理念、一以贯之的学者风范,非常令人敬佩。

学分各类、术有专攻。我长期从事宏观教育政策研究,与朱教授耕耘的道德教育领域没有多少研究交集,但10多年前我和朱教授在宏观教育领域有过一次密切合作。朱教授2004年率中央教科所团队,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开展“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比较”合作项目,因涉及研究领域较宽,邀请部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我牵头承担的专题主要聚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改革历程。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朱教授和俄方专家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组织研究,由于中方教育话语体系还需取得俄方理解,所以在中文报告译文斟酌修改方面花的工夫很大。历时两年,朱教授和俄方专家鲍列夫斯卡娅、鲍利辛柯夫共同主编的《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专著,分别以中俄文出版,为增进中俄教育界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回顾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十年,我所在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曾承担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有关农村教育的在华合作研究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1994年在河北保定成立后若干年,我和国际组织专家组去该中心考察,觉得项目实效不足,潜力有待挖掘。2007年朱教授从中央教科所退下来后,按教育部安排到该中心任主任,开启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新局面。经教育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商,2008年将该中心主体迁至北京师范大学,同时留用保定中心,这里,应有朱教授汇聚专家意见、主动建言的贡献。记得在一次会上,我们还就共同拓展国际合作项目作了初步商议,但因我长期被抽调脱产起草党和国家文件,后来这一意向未能具体推进,算是一个遗憾吧!不过,在朱教授主持指导下建设的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业已形成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系统平台,也很值得欣慰。

朱教授离开我们了,回想起她那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总是倍感亲切,仿佛就在昨天……（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程方平:怀念老领导朱所长

我在原教科所工作整整30年,经历过7-8位所长的治所过程,她是我从内心最为感激和敬重的领导。这不仅是因为在她领导下,教科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在中外教育界产生了巨大辉煌的影响;还在于她本人具有的人格魅力、真诚态度、大爱情怀和拼搏精神。在朱所长来所之前,我和她从未谋面,在学术上也几乎没有交往,只有认识她的朋友对我说,朱小蔓人很好、有学养,是个懂学术并懂得尊重人的领导。后来在与朱所长共事的数年中,这一简单而又有分量的评价,被充分证实。

作为教育部直属的权威教育研究机构的掌舵人,朱小蔓所长不仅有务实远大的教育志向,有厚德载物的心胸,也有扎扎实实的建设步骤,更有鞠躬尽瘁的拼命精神,并能以此团结所有科研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为着共同的目标持续奋进。令我感受最深的,不是因为在她的领导下我曾受到信任,有了更多为科研作贡献的机会,而是她对单位里所有人的尊重、信任和爱护,这的确是当下科研领导者最难得的品质。我和她平时见面不多,但经常看到她在耐心地和普通科研人员、后勤人员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诉求;也经常会看到她毫无倦意地带病工作,鼓励大家勇于探索和创新,并对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尝试主动承担责任。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事情,总使我内心深深地感动。正因为如此,当时在她的引领下,全所的各个部门都能充分挖掘潜力、焕发主观能动性,科研成果和学术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佳境。我后来体会到,朱所长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不仅是真心的,也是倾情的。真心是理智使然,而倾情是超越理性,且有无限内在动力的。在她领导下,全所风气很快有了巨大改善,不仅规章制度健全,科研文化和谐,全所上下基本形成了人们心向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状态。当时,教科所平均一天半就有一次学术活动,首次建立了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工作站制度,开启与全国各省教科所的合作共赢模式,先后与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世界银行、俄罗斯教科院、欧美日权威教研机构、世界知名大学教育学院等建立合作交流机制,联合举办论坛,中外知名教育学者和人文社会研究大家常来所里交流讲学,学术培训和出版也十分繁荣,教科所在教育研究中的地位、水平和广泛影响等都令同行钦羡悦服。在她领导下工作,你会有“公而忘私”的冲动,想和她一样去拼搏和奉献。

她使久违的风清气正又回到学界。在她离开教科所以后,人们还时常会怀念她的“时代”。（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中央教科所研究员）

实践者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