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济慈”，一般人都很会把它与英年早逝的皖籍诗人朱湘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这是鲁迅送给朱湘的雅誉。学者陈子善2013年曾写过一篇《“中国的济慈”？》（收入《不日记二集》），专门就这一说法的由来进行了追溯。

据陈子善考证，“中国的济慈”这一说法最早见于鲁迅1925年4月23日致向培良的书信，后以《通讯》为题发表于同年5月6日开封《豫报副刊》，信文如下：

《莽原》第一期上，发表了《槟榔集》两篇。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

从前后文语境看来，鲁迅口中的“中国的济慈”的确是“带有暗讽之意的”，并非如罗念生乃至今人所以为的是对朱湘的“很高的评价”。陈子善还注意到，鲁迅这一说法很可能来源于朱湘为闻一多《泪雨》一诗所作的“附识”：“《泪雨》这诗没有济慈诗歌……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做得出的诗。”

向培良的文章被鲁迅删去，后来投给了《京报》的另一周刊——《民众文艺》，揭载于同年6月16日该刊第24号。此文正以《中国的济慈》为题，只是署了“静芳女士”这一笔名，且看作者说了哪些内容：

中国的济慈，曾经作了两首不朽的大作，第一首（我郑重地介绍：这是二月四日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泪雨》）是“一首济慈才做得出的诗”，而第二首（四月一日在京副发表的《大暑》）“自然算为最好”——因为这个原因，我称他为中国的济慈实在太不恭敬了，诚惶诚恐之至！

“一首济慈才做得出的诗”与“自然算《大暑》为最好”，都是朱湘在“附识”中对闻一多诗歌的评价。《泪雨》《大暑》均为闻一多的诗作。上文说《泪雨》刊于2月4日的《京报副刊》，发表时间应是误记，实则发表于4月2日。《大暑》一诗的发表时间是4月1日，早于《泪雨》一天，这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朱湘的附识虽附于《泪雨》诗后，其评述的对象也包括《大暑》，故可看作是两首诗的“附识”。如前所述，朱湘将《泪雨》与济慈的诗歌进行了比较。他还认为《大暑》与白朗宁的《异域乡思》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称赞《大暑》“全诗中的美妙的描写也是《异域乡思》所要看了退避三舍的”。

虽然这篇文章通篇没有提到朱湘和闻一多，但其写作目的十分明确———不同意闻一多的两首诗“应该作为中国青年必读书第一，比任何先生所选的更为重要”。当然，顺带也有对朱湘识见的不屑与不满。

这就是说，因为朱湘称闻一多写出了“一首济慈才做得出的诗”，对此不以为然的向培良借题发挥，直接以《中国的济慈》为题撰文，以表达不同意见。文章写好后，本来准备投给鲁迅主编的《莽原》，但被鲁迅删去。不忍割爱的向培良又将它发表在《民众文艺》上。鲁迅在给向培良的信中仅仅说这一篇“斥朱湘的”，不能完全算错，然而并不全面。“中国的济慈”的“雅称”其实是向培良对闻一多的讽语，鲁迅却把它“赠给”了朱湘，这就让人怀疑鲁迅可能对向培良的文章有所误读，没有搞清楚此文真正的“矛头所向”。后人不及细察，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的济慈”是鲁迅对朱湘的美誉，于是它就“歪打正着”地成为这位诗人的最佳“徽号”了，这一点恐怕是鲁迅当年所没有预料到的。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