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陈嘉庚初访延安80周年。1940年5月，陈嘉庚一行访问延安。80年前的这次探访，改变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旧有印象，极大地提振了海外华侨对抗战以及中国未来前途的信心，也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在他的旗帜引领下，大量海外华侨华人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为支援抗战、反对内战、建设新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嘉庚（资料图）

亲往延安，一探真相

1937年，抗战爆发。次年，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统一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任主席，积极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时至1940年，中国半壁江山已沦为敌手，抗战正处于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国难当头，作为当时华侨界领袖的陈嘉庚决定组织并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考察。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一行50余人抵达重庆。

陈嘉庚一下飞机，即向前来迎接的重庆各界人士及新闻记者阐明此行回国的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使千万侨胞增加爱国热心，以外汇财力资助祖国抗战。至于慰劳行程，他郑重表示：“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

陈嘉庚的讲话使国民党当局十分不安，千方百计阻挠他的延安之行。百闻不如一见，陈嘉庚执意亲往延安。由于陈嘉庚的坚持，在共产党驻渝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的安排下，经毛泽东正式邀请，陈嘉庚的延安之行终得实现。

悉心考察，眼界大开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度过了他毕生难忘的9天。此间，他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悉心进行考察研究，拜会毛泽东、朱德，并与财政、公安、司法各界负责人进行多次深入交谈；参观女子大学、抗大第三分校、延安新市场及安塞铁工厂、印刷厂；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及归侨男女青年。通过这些活动与接触，他眼界大开，展现在他面前的延安，原来是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神奇世界。

一天午饭后，陈嘉庚到延安新市场散步，看到路两边有许多商店。人们告诉他，这些店大多是私人开的，陈嘉庚不相信。后来他问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这些商店每家有多少资本?要抽多少税?”南汉宸回答说：“资本有多有少。多的10万、20万，少的数十元、上百元。我们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面商人在边区做生意，对他们办的商店抽税很轻很少。”陈嘉庚又问：“对农民怎样抽税呢?”“这要根据收成好坏来定。每季收入超过400斤的每百斤抽几斤交税，不到400斤的就免交。”这样，陈嘉庚才逐渐改变了原来认为共产党“有产必共”的看法。

陈嘉庚很喜欢和学生交谈，对华侨或闽南籍学生所言多深信不疑。一次，他们谈到边区实行民主政治，老百姓自己选举村长、乡长和县长，陈嘉庚提出疑问：“老百姓不识字的多，不会写自己想选的人的名字，怎么选举呢?”同学们告诉他：“开选举大会时，候选人都背对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每个人身后放一个碗。监选人按应选出的名额给每个选民发几粒豆子，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了。这就是无记名投票。”陈嘉庚听后不禁哈哈大笑，他风趣地称之为“豆子选举”，认为它体现了共产党办事公道、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风。

“梦寐神驰，拨雾见日”

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观点发生根本转折的契机。在此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对共产党不甚了解。然而，他为人正直，尊重事实，仅9天的延安之行，“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他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共产党的态度由怀疑转为同情和信任。

经过走访，陈嘉庚对延安和中国共产党得出以下结论：一、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统区那样捐税多如牛毛：二、领导人廉洁，其工资标准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三、没有乞丐、妓女和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民不聊生；四、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等级森严；五、社会治安好；六、男女关系严肃；七、朴素成风；八、民主风气好，县长是民选的。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写道：“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怀着“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心情，陈嘉庚热情地向国内外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陈嘉庚回到重庆后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以前对中国的前途并无信心，初到陕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毛主席的办公室设在一座窑洞里，布置很简单……”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走一路宣传一路。一个无党派爱国老人的公道话，使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大后方人民和华侨华人耳目一新，受到极大鼓舞。

1949年，陈嘉庚回到祖国，并应毛泽东之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