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正式启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7月初，全国政协社法委开通“学习民法典”读书群，组织委员在群内学习、讨论、交流。
本期，我们分享全国政协社法委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在群内的发言内容——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
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
学习民法典时，老师会讲：民法典是裁判规则。也就是说，民法典的内容不是简单的原则宣示，而是用来解决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矛盾纠纷的“准绳”。法院作为专门的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裁判者职能；仲裁机构、人民调解组织、民间调解组织等，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也要依据民法的规定，进行仲裁或调解。之所以要设立专门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是因为法律适用上有一个基本规则——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换言之，在民事活动当事人发生纠纷时，如果双方不能自行和解，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自己决定纠纷如何解决。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个情节：群臣随着乾隆去逛御花园，看着满园鲜花，乾隆诗兴大发，摘下一朵花，一边揪花瓣一边吟道：“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群臣都在听，但乾隆到第三句再也接不下去了。为难之际，刘墉加了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乾隆如释重负。到老年时，刘墉和乾隆都出了诗集，刘墉把这首诗收入了自己的诗集，乾隆的书里也有这首诗。于是，和珅向乾隆告密，说刘墉大不敬，把乾隆的诗据为己有。乾隆一怒之下把刘墉下了大狱。 这里显然发生了一个纠纷——乾隆与刘墉的著作权之争。要解决这场纠纷，法律上有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１.这首诗到底是谁的？用法律的话说就是著作权人是谁？
２.应该由谁来判断著作权的归属？
从他们都把这首诗收入自己的诗集的行为看，两个人都认为自己享有著作权：乾隆认为这首诗一共四句，三句是他写的；而刘墉则认为如果没有第四句，就不能成为一首诗。 按照今天的著作权法规定，这首诗是合作作品，乾隆和刘墉是共同著作权人，他们都享有法律上的相应权利。但在当时，既没有著作权法，更不是法治社会。乾隆作为皇帝，享有“朕即法律”的绝对权力，只要他认为刘墉“大不敬”成立，有权直接将他送进大狱。刘墉只能到大牢里待着，等着皇帝“开恩”，放他出来。刘墉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与皇帝抗争。 我们今天来看，乾隆的行为是典型的“自己做自己的法官”，他可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而将刘墉的权利弃之不顾。可见，在封建社会，即便如刘墉这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没有资格享有什么权利，只是“伴君如伴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格尊严等完全是梦想。 由此可见，任何人不得“自己做自己的法官”作为一条法治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否则，不仅纠纷无法得以顺利解决，而且我们的权利有可能被武断地侵犯。 按照法治思维，可以假设这个纠纷的另外一种情形：著作权法颁布实施后，乾隆或者刘墉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庭上，乾隆与刘墉平等地进行陈述、辩论，提出自己的主张并提供证据。最后，法官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认定乾隆和刘墉都是著作权人。这样，刘墉的权利就得到了保障。 从乾隆自己给自己断案到专门法官断案，似乎变化不大。但却蕴涵着完全不同的法律观念——人治与法治。在“人治”观念下，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在“法治”观念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利。 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有可能与他人产生矛盾和争议，也都要遵循“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的法治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