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疫情对农民工群体造成了哪些影响？农民工家庭的特殊需求是什么？他们需要怎样的支持？由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携手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北京杨孙西公益基金会于8月30日发布的《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显示，68.17%的农民工家庭受疫情影响明显，需要多方联动进行帮扶。

在《报告》发布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政府、企业、学界与社会组织相关负责人以及农民工代表，围绕前述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面对农民工这一总量达到2.91亿人的群体，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们疫情下独特的需求和处境，又是否有机会降低他们的脆弱性、发挥他们的潜能，让他们更好的生活？”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表示，这些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学术界与实务界携手探索。

从宏观数据看，在外出农民工中，农民工群体外出务工方式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单身进城务工为主，转变为家庭式迁移为主。

由此，《报告》认为，农民工的需求已经不再限于就业，而是包括社区融入、子女教育、健康安全等在内的多元需求。同时，相比较于单身青年打工者，他们流动成本高、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多从事非正规就业，缺乏社会保障和单位保护，还承担着养育子女和照顾家庭的压力，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加脆弱。

“破解农民工脆弱性的问题，需要政策体制的完善，包含服务体系、救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城乡融合体系机制等不同方面。”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一级巡视员赵长保提出，要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包括农民返乡就业创业，比如设立农村公益岗位，农产品加工、农村特色产业等，带动农民增收。同时，定向开展就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纳入城镇就业的保障体系，确保农村就业人员能享受城镇的就业津贴与援助。

中国社科院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陈涛表示，从宏观看，对农民工群体已有较完善的政策，但从微观看，农民工群体仍有很多困境。他认为，当前阶段政府应当在社会建设上发力。例如，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从决策环节到执行环节都应加入社会工作视角，给社工空间去发挥作用，“政府可以做普惠性工作，但很难照顾到农民工家庭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而这些正是社工组织的长处。”

赵长保也表示，下一步的农民工工作更加需要精准化、具体化、个性化，需要把相关政策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是不够的，需要社会组织发力。”

《报告》里，从制度建设、服务提升以及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就建立农民工灾害管理与社会救助长效机制提出了具体建议，呼吁农民工政策与服务创新应树立“家庭视角”“儿童视角”“第三部门视角”“政社合作视角”和“三社联动视角”等，以降低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灾害管理必须做好多方参与，联防联控。”李涛认为，需要集合多方力量，持续性、系统性的介入，建立农民工灾害管理长效服务机制，健全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农民工家庭灾害管理意识和行为改变，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弹性与质量，以支持农民工家庭更持续地生存与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一级主任科员张静在会上透露，民政部正在推动将社会工作纳入突发事件应对法，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突发事件应对体系，明确社会工作者的职责定位，畅通社会工作者参与渠道，使突发事件应对向心理援助、社会秩序重建、社会功能恢复等社会工作服务扩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