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9月9日电（通讯员 任惠颖 记者 崔吕萍）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在互联网尖端科技和领军企业齐聚的首都北京挂牌成立。成立两年来，北京互联网法院以不可思议的互联网加速度卖力生长，不断突破着中国互联网司法的想象力。成立两年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大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规则示范意义的涉网新类型案件，在最高法院发布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民事案例”中，北京互联网法院全国首例“暗刷流量”案成功入选，并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斗鱼直播平台”著作权案作为十大典型案例之一被纳入最高法院2019年《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白皮书。

坐落于文化创意企业齐聚的北京，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新类型、新业态互联网知识产权案件占比高，创新与侵权、呵护与遏制的边界如何划定，考验着法官们对互联网商业逻辑和行业发展的深度理解。

“网红”法院的标准绝非流量。“只有站在行业的角度才能去规范行业，只有站在规则的高度才能制定出规则，只有站在治理的维度才能推动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这是“超前点播”案合议庭成员李文超案件宣判后写在朋友圈的一句话。行业的角度、规则的高度、治理的维度，是北京互联网法院领跑互联网领域规则树立的核心解法。

6月2日，2100万网友的在线观看了热播电视剧《庆余年》“超前点播”案一审宣判。北京互联网法院确认爱奇艺在原告购买会员服务后更新的“超前点播”条款对原告不发生效力。40页的判决经历了30多次反复打磨，合议庭充分沉入互联网行业场景，肯定了“超前点播”模式在满足差异化用户需求上的创新，同时对损害用户利益的一系列行为及时给予否定。原被告双方均对判决表示高度认同和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教授评价该案第一时间把诉讼的法治功能最大化，有效推动数字经济的规范治理。

“超前点播”案宣判后十分钟左右即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微博话题阅读量近6亿，这并未令合议庭有多少意外。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管办主任孙铭溪甚至用“自带热搜体质”来形容互联网法院的社会关注度，“案件是最直接的法治公开课，北京互联网法院案件的广泛影响力彰显着互联网司法的内生力量。”据了解，自建院以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共有超过7000万的在线旁听量和40多亿的微博相关话题阅读总量。

站在服务保障营商环境改善和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度，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们用一份份在行业领域举足轻重、得到普遍认可的优秀判决，回应着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这一重大命题。

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推进在线庭审，一夜间“互联网法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然而线上庭审并非简单的视频聊天、镜头直播。

当事人身份如何核验？庭审环境、着装、礼仪、纪律有何要求？证人如何出庭？社会公众如何旁听线上庭审？各类线上庭审规范的细化问题接踵而至，北京互联网法院先行先试的在线诉讼经验生发出厚积薄发的活力。

法官们日夜研讨，几易其稿，在1万余次、总时长近8千个小时的在线庭审实践中反复找寻着规则智慧，迅速凝结出《电子诉讼庭审规范》，为疫情期间各地法院在线庭审提供“操作指南”，也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的迅速细化落实，有效实现互联网司法实践成果向程序规则和长效制度转化。

来北京互联网法院参观过的人，一定都对在线诉讼体验区的“网红打卡地”网络法庭印象深刻——左中右三块电子屏幕分别呈现被告、电子证据、原告画面，与电子屏幕正对着的则是法官的审判席。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标配版的网络法庭，线上打官司的当事人和法官们都已习以为常。突如其来的疫情推促居家办公的伊然法官转换了思路：当事人“有网就能打官司”，法官为什么不能“打开电脑就是法庭”？

“疫情期间在家开庭，墙上都是女儿的画，这样的背景显然不符合法庭庄严性的要求，我就想有没有mini法庭能让法官们‘随身携带’，走到哪儿都能开庭。”伊然法官的“脑洞”通过北京互联网法院用户需求制度很快得以落地实现。

3月初北京互联网法院便上线了“虚拟法庭”，可将法官所处的任意环境更换为包含国徽的法庭背景，屏幕上“一键点击”还能敲响电子法槌。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外发布了“虚拟法庭舱”，内部搭载“虚拟法庭”技术，仅有3平米大小，却具备网络法庭的全部功能，完全满足小额诉讼程序庭审、简易程序庭审、证据交换、组织调解等功能。“符合‘绿色政务’经济环保的要求，也是开展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举措。”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佘贵清介绍。

疫情期间，北京互联网法院有30余件案件使用“虚拟法庭”完成了庭审。“从马背上的法庭，到虚拟法庭，科技深刻改变了法庭的模样，不变的是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情怀。”北京互联网法院院长张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