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早期代笔人之———赵左

赵左，名亦作佐，字文度，活跃于明代后期的万历、崇祯年间，华亭人。他早年也是诸生，诗文出众，曾赴北京，以一首《秋草诗》一鸣惊人，人呼为“赵秋草”，后得乡贤顾正谊的赏识，推荐他与宋懋晋一起向好友宋旭学画，所以宋旭来华亭后，赵左等弟子便随侍左右，画名渐显。

赵左比董其昌小18岁，董其昌辞官回家的时候，他才26岁，所以对董其昌很恭敬，如同面师一般。这种关系，亦如同莫是龙与董其昌一样，处在亦师亦友间。因为绘制细笔山水画特别费时，如莫是龙作画“十日一山，五日一水者”，董其昌一年也画不了几幅，而且这种画法也非董其昌所擅长。比赵左年纪稍小的同时代人姜绍书曰：“赵左……画法董北苑、黄子久、倪云林，超然元远。与董思白为翰墨友，流传董迹，颇有出文度手者。两君颉颃艺苑，政犹鲁卫，若董画而出于文度，纵非床头捉刀人，亦所谓买王得羊也。”

启功先生也指出：“董其昌以显宦负书画重名，功力本来有限，再加酬应繁多，所以不能不乞灵于代笔，图利的又乘机伪造，于是董氏书画，越发混淆莫辨了。”

董其昌一度与赵左的关系最为密切。万历四十二年，他们曾结伴往来数千里，一起畅游了洞庭湖。时年董其昌60岁，赵左才42岁。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董其昌绢本青绿设色《书画合璧卷》，其画上题跋曰：“开此鸿蒙荒，真成羽人宅。洪崖居可移，天姥梦亦得。壬子岁暮，董玄宰画并题。”在拖尾的题跋说：“是日，海上顾氏以米襄阳真迹见视，余为临此。大都米家书与赵吴兴各有门庭。吴兴临米辄不能似，有以也。吴兴书易学，米书不易学。二公书品于此辨矣。”尽管这幅青绿山水画有“董玄宰画并题”的落款，但从构图、山石的皴法等多处笔墨来看，明显不是董其昌的风格，而与赵左的风格极似，因此推定是赵左的代笔。符合清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所说，赵左“与董思白为翰墨友，流传董迹，颇有出文度手者”。

赵左的画，自有风貌，程庭鹭说：“文度虽为香光捉刀，然其生秀处，能自成一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赵左在万历四十四年作《溪山无尽图卷》，启功曾在张敔园处观赏到这幅画。赵左跋曰：“溪山无尽图。戊午秋九月，偶寓浦东寒花馆中，雨窗漫作，辄似利家山水也。赵左。”启功注解曰：“这卷笔墨，正是程庭鹭所谓‘生秀’的，以其略近董氏亲笔一路，所以用‘颇似利家山水’来自作解嘲，这在赵氏，实为故意弄笔的作品，譬如鲁智深装新妇，仍露英雄本色的（利家又作戾家，即“外行”之义，余别有考）。”说明赵左为董其昌代笔是心有不甘的。

赵左的传世作品不少，有万历三十九年作《秋山幽居图》扇面（现藏上海博物馆）、万历四十四年作《溪山无尽图卷》（现藏首都博物馆）、万历四十四年作《长江叠翠图》卷（现藏中国美术馆）等。另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富春大岭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寒江草阁图》轴及上海博物馆藏《仿大痴秋山无尽图》卷、《山水卷》等。王原祁评介他的画：“学于宋旭……其画宗董源，兼有黄公望、倪瓒之意。”

可以看到，赵左的山水画风格正如前人王原祁所言，他是师法董源，兼学黄公望、倪瓒。画云山有特色，与米家山水有形神兼似之妙，尤其是他善用干笔焦墨，又长于烘染，笔墨有别于他人。在与董其昌成为翰墨挚友后，俩人长期交往，也受到董其昌画风的一定影响。但尽管如此，赵左的画笔墨灵秀，设色雅致，仍与董其昌的笔墨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别。

《平生壮观》的作者顾复，系董其昌的家乡好友顾正谊之后，也弄不清楚赵左的生卒年。顾复指出，董其昌的代笔人“文度没，而君山、行之继之”。显然，顾复还以为赵左去世在董其昌之前。事实上，赵左是在董其昌去世8年之后才谢世。这也说明，赵左离开了董其昌之后，声名平淡，以致像顾复这样的专业收藏家都不知道其生命之所终。

董其昌早期代笔人之———沈士充

沈士充，字子居，华亭人。他早年也是宋懋晋的门生，后来又兼师他的师叔赵左，因此他是宋旭的再传弟子。我们今天虽然对他的生卒年不详，可据史料判断，他的年龄应该比赵左略小一些。

董其昌之友范允临也是华亭人，后入赘苏州徐家。他为沈士充的《山水卷》作了题跋，时在万历四十五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即赵左为董其昌代笔作画的同一时期，沈士充也在为董其昌代笔。时至今日，如何判断沈士充为董其昌代笔山水画？不仅证据充足，而且有路可循。

陈继儒曾写给沈士充一封信，央求他为董其昌代笔作画，而这封信的内容流传了下来，已成了后世美术史家研究董其昌与松江画派的重要史料，也成为判断沈士充为董其昌代笔人之一的铁证。

陈继儒的信札，源自程庭鹭的记录：

曾见陈眉公手札与“子居老兄”，“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今膺董充塞宇内，若沈子居、赵文度作，已为上驷矣。

这里还需要插一句话：陈继儒当时已是大文人，且是不错的书法家，他为什么不卖自己的字画而是要借董其昌“出名”呢？这就需要谈一下艺术市场的规律。在艺术收藏市场里，书画价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某一位书画家喜爱的程度。名气越大者，作品的售价一定越高，至于作品的质量是不是更好，已是其次的问题，这种现象类似于追星。陈继儒一生是隐士，在俗人的眼里自然要比董其昌矮了一头，所以董其昌的名气要比陈继儒大了许多，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当然，陈继儒虽然能画几笔，但他毕竟不是名画家。

陈继儒虽然有文名，但本质上是董其昌门下清客。他需要借董其昌的大名为自己谋利。对于这一点，董其昌是同意的，至少是默许的，由此我们能够看出他们的交情之深，董其昌心怀之大。陈继儒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几乎都在依附董其昌。有的时候，陈继儒还要替董其昌撰写一些文章，这是陈继儒的强项。

对于沈士充代笔的问题，董其昌自己也承认。他在致朋友的信中写道：“暑中以褦襶为嫌，不能相过从为念。久不作画，时以沈子居笔应求者，倘得子居画，不佞昌可题款，否则使者行期有误，奈何奈何！全幅奉纳，以省往来之烦。弟名正具。左冲。”董其昌在这封信中清清楚楚地交代了与沈士充“合作”的过程：按照董其昌的意思，先让沈士充画好画面，然后董其昌再亲笔落款、钤印。为什么要请人代笔？董其昌的解释是“使者行期有误，奈何奈何”，也就是客人等不得，催得急。

沈士充擅长画山水画，笔法松秀，墨色华润，皴染有致，画山很少有突兀之势，清蔚苍古。所作山水，丘壑蓓葱，为云间画派正传。

他流传至今的作品很多，比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仿古山水图》卷、《天香书屋图》轴、《山楼观稼图》轴、《寒塘渔艇图》轴、《寒林浮霭图》轴，以及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秋林水阁图》轴，这些作品都是我们鉴定沈士充山水画的“标准器”。由此可见，他是一位技巧纯熟的画家，长于构图，皴痕细腻，渲染周至。而董其昌的山水画，用笔生秀，不拘形模，皴痕有力，显然与沈士充的风格差别很大。所以我们今天来判别，可以做到一目了然。

董其昌在为沈士充所作《桃源图》卷题跋时说：“赵伯驹《桃源图》真迹，余见之溪南吴氏，已得其所作。苏公《后赤壁赋图》与《桃源图》笔法精工，绝类。子居以意为之，有出蓝之能。珍重！珍重！”前面的话，是说自己所鉴赏过的宋代赵伯驹、苏东坡名画，点出了沈士充所作《桃源图》卷是“以意为之”的临仿之作，然后赞叹沈士充“有出蓝之能”，符合他一贯的做派。可是到了最后，董其昌居然连续说：“珍重！珍重！”话中有话，确实有弦外之音。表面上看，此语似乎是在激励和提醒沈士充的创作，但我们联系到沈士充是董其昌主要代笔人之一，而且董其昌通过与沈士充的“合作”而趋利的背景，这分明有警告之意。不妨推测一下：沈士充或许不满足于董其昌付给他的“合作”报酬，自己悄悄干了出格的事，有可能就是直接仿造了董其昌的作品来牟利。事后被董其昌发现，但大家又不便撕破脸皮，于是董其昌就用这种方式来警告他。

（本文节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董其昌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