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悍然违背国际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在中国战场设立研究基地、组建特殊部队，除在我国哈尔滨建立731细菌部队外，还在长春设立100、北京设立1855、南京建立1644、广州建立8604等细菌部队，这五大细菌部队组成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庞大体系。

日军第100部队（简称第100部队）是一支“牲畜及农作物细菌战部队”，它与731部队一样，名义上隶属关东军，而实际最终领导权在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李野光曾是伪“满洲国”军政部直属陆军军需学校的学生，他曾以第一届学员的身份进入第100部队，本文根据他的记录《参观关东军第100部队及有关见闻》撰写。

位于长春西南孟家屯日军第100部队细菌工厂遗址照片。

神秘的日军第100部队

第100部队前身是1931年11月在奉天（沈阳）成立的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该收容所除了治疗军用病马外，也调查研究民用马匹传染病源、病理。

1933年2月15日，临时病马收容所改名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厂址从奉天迁至新京（今长春）宽城子。1936年4月，关东军向陆军省上报《充实在满兵备的建议》，明确提出为了巩固“日满一体”，有效抵御苏联等“假想敌国”的进攻，使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成为细菌战对策的研究机关。1936年8月，关东军临时病马厂改编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即后来的第100部队。

同年，为了更好地完成细菌战研究机关这一任务，第100部队搬迁新址，同时增设各类细菌研究科室。关东军司令部将军马防疫厂厂址迁至长春市西郊的孟家屯地区。第100部队东西宽约0.5公里，南北长约1公里，扩建后面积约为50万平方米。部队内设有完整的细菌研究实验室、仓库、牛马饲养室、小动物饲养室等。位于本部大楼内的第二部，设有实验室、培养基室、离心机室、孵卵室、冷藏室等细菌研究科室。门类齐全的实验室和充足的动物饲养场为细菌研究和菌液生产奠定了基础。

除了硬件设施外，第100部队整合细菌学研究人才，设立了第一、二、三、四部。其中第一部主要负责军马血清、病理切片的诊断；第二部负责细菌实验与研究，下设细菌、病理解剖、临床、化学、植物病理五个科；第三部主要负责细菌所用血清制造事宜；第四部负责部队各类器材补给事务。相比于临时病马厂时期的六人研究小组，新设的四个细菌研究部门门类齐全，研究能力得以大幅度提升，为“军用细菌”研究奠定了人才和技术基础。

第100部队因为部队长是陆军兽医若松次郎少将，因此又称若松部队，这支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因其对外界严格保密，外传的信息很少，而且日本战败时销毁了大量的证据，这就使100部队显得颇为神秘。

1937年夏，李野光在伪“满洲国”军政部直属陆军军需学校学习，在学校所授的全部课业已经结束后，余下毕业前的一段时间，大多是到各地和军事后勤部相关的设施和部门去“见学”，也就是参观。像旅顺海港要塞、鞍山昭和制钢所、奉天造兵所、关东军野战航空仓库、造币厂、皮革厂及红星啤酒厂等等这些场所，他们都去参观过。

7月中旬的一天，李野光等人刚从净月潭水库考察完贮水数量与水质后回到学校，队列还没解散，日本教官武者大佐告诉他们：“一两天内，你们有可能到关东军给水部去‘见学’，那可是一个很不容易去的部门。”他说：“因为那里没有通译，所以原计划只让在校的日籍学员去。现在我考虑到你们马上就毕业离校了，担任官职后，也需具有现代战争的阵中经理业务方面的知识。‘一德一心’嘛，我将尽力想办法，也让你们一起去。不过，能否如愿，就得看你们的运气如何了。”

当时学员们对武者大佐的话都很反感，第一，他这样说，就是更明白地承认了学校对日、“满”学员实质待遇的不同；第二，学员们觉得“见学”这事，有眼睛就可以看，更用不着和他们拐弯抹角绕弯子！

晚饭后，大家在学校的院子散步时，日籍同学中世古告诉李野光说，武者大佐午后去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了，联系明天到给水部参观的事。因为参观这类事，已经有过好多次，都没有事先与关东军司令部打过招呼，所以，李野光认定中世古是在唬人。

第二天午饭后，校部突然通知，午后去参观，让同学们做好准备。随后武者大佐便向全体同学告知参观命令：1.要绝对听从那里引导人的指挥；2.只许看和听，不许质询；3.不准讲“满”语（中国话）；4.不准触碰现场的任何物品；5.不准记录和拍照；6.不准独自行动……

本来学员们对这次参观并没有格外重视，直到听了武者大佐下达的命令后，不禁都有些惊异，尤其是日籍学员（绝大部分是日本陆军预备役少尉）们，反应更加明显，他们竟有的低声说：“这命令是为了装腔作势。”

参观“教材”竟是失踪一个月的行乞者

汽车拉着学员们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颠簸地行进着。路上除了偶尔出现的三五间农舍外，什么也没有。

十几分钟后，远远看见有座被红砖墙围着的营房，里面有座最显眼的高大烟囱，正向外冒着褐黄色的烟尘。汽车很快便行使到这座足有两平方公里的营舍门前。这座营房正门北向，门前挂着一块长约75厘米、宽约25厘米的白松木牌子，上面用墨水笔写着“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一竖行拳头大的字。营房四周砌着高约3米的红砖围墙，围墙外挖有一道防护壕，沿着壕沟的外院，每隔50米左右就立有一个十字架形的木牌，木牌上写着“立入严禁（严禁进入）”四个字。在防护壕与围墙之间的防护壕内缘的脊埂上，还敷设一层屋脊形铁蒺藜电网。这时，在门前的两个穿便服的日本守望人员立刻迎了上来，并严肃地扬起两臂，示意叫汽车莫再前进。其中的一个赶紧就去按门边的电铃，两名日本宪兵，立刻从门内左侧的卫兵室内跑出来。

学员们的领队武者大佐已从车上下来，向日本宪兵出示了关东军作战部队的通行许可证，日本宪兵认真地检验之后，还绕着汽车查点了人数，遂向两个穿便服的巡逻人员示意去开门，这样，学员们的汽车才驶进了嵌有铁板的大门。

当学员们的汽车驶到第一排营房前停下时，忽见从第二排营房后面风驰电掣般地驶出一辆白色箱式救急车径直向营门口驰去。

“这发生传染病了吧？”和李野光坐同车的饭田增惊呼起来。旁边的桥本留太郎立即反驳地说：“胡说八道！防疫部队闹传染病？真是活见鬼！”

饭田增在日籍同学间素来是个受气包，但他性格执拗，于是他指着已经驶出营门外的救急车争辩：“难道你没看见那车是千早传染病防治院的？奇怪！”其中另一个日本同学大山正雄说了一句“或许是病院和部队有防疫业务联系”，才算是解决了争辩。

事实上，早在第100部队成立之前，日本就在长春西安桥外设立了千早传染病院，这个病院，是披着治疗传染病的外衣，专门做细菌杀人实验的工厂。它和第100部队秘密协作，经常运送传染病患者或尸体到这里来。

这时，两名戴大尉军阶的日本军佐来到车前。他们都在军服外面穿着白色布长衣，一个是紫领章的兽医；一个是绿领章的军医。据同学永田喜一讲，那位兽医大尉是鼻疽专家。永田喜一说他在日本骑兵联队里当曹长时曾见过这位兽医大尉，他那时尚是中尉。

学员们被引导着先走进第一排营房。冷眼看，营房全是红砖砌就的平房，但近前时，才发现下面都有一层地下室，地下室的窗子都嵌着约四寸间距的铁箅柱，露出地表部分只有一尺左右，从外面往里看黑洞洞看不出什么。营房的入口处，有一米多高的台阶，台阶的宽度和高度几乎相等，显得又窄又陡，与长长的营房很不相称。

这排营房的过道里，设有喷雾消毒用具，空气里充满消毒药水气味。这是对进入营舍的人进行消毒灭菌的关口。有两个人向他们每人全身喷洒一阵甲酚升汞混合液体之后，又每人发给一只带有浓烈药味的很厚的大白口罩，接着再从一个放有白色粉末（可能是石灰）的水泥槽里走过，才从连通第二排营舍的走廊走进第二排营舍。

这排营房从外观看与第一排毫无二致，但内部气氛却大异于第一排营房：东西向的长长的走廊两侧，都是交叉斜对的房间，房间的门都是无玻璃的板门，而且都是关闭着的，门上各有代号，里面静悄悄的，显得整个走廊异常死寂与神秘。

据相关史料记载：第100部队为了培养虱子和跳蚤，曾经到处抓乞丐。抓进去之后，供给足量的大烟、吗啡、白面，好吃的东西应有尽有，可就是不准换衣服，以便培养虱子和跳蚤，利用活人培养细菌。当他们虚弱到不能起床的程度时，就把人绑进警犬圈里喂狼狗，侥幸逃出的，也得了严重的贫血和脑病症状，过不了几天就死去了。

李野光回忆：引领学员们的那位兽医大尉，把学员们领进最西侧的一个房间，这是一间陈列室，里面摆着玻璃台橱和照片，多是关于炭疽、羊瘟及枯叶、黑穗病等展示品。据兽医大尉称，这类有害于农畜的疫病，现在有可能被利用为战争的武器，因为它价廉易制，并具有超出常规武器的效能，这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的。

兽医大尉还指着一张人的颜面照片说：“一般地讲，鼻疽和炭疽对人似乎很少传染，但可以从伤口感染致死，这个人是由于刮脸，不慎感染了炭疽菌而丧生的。”李野光仔细一看，这个人竟是他在小五马路公园常遇见的那个布尔（吉卜赛人），他生就的一副健实体质，黑头发，稍黑的皮肤，年龄最多不过25岁，常在公园里吹口琴行乞，每次遇见他时，李野光都扔给他半角硬币，他总是很满足地对他道谢。李野光已有一个多月没再看到他了，想不到他已然死去，而意外的，又在这里看到了他死后的照片。照片上容貌依然，只是在右鼻洼处多了一块拇指尖大的黑色斑结。兽医大尉说那就是炭疽感染位置。但是他是怎么死的，就不得而知了。

李野光虽然推测不出这张照片的来路，但他忽然联想到千早传染病防治院的那辆救护车，或与此有关。

“实验材料”的最后时刻

学员们接着被引入另一房间，这是设有滤水设备和检水实验的屋子，房子中间放着几张台机，上面有些装着各样实验用剂的玻璃瓶子、橡胶管、小型水泵、滤水器、蒸馏器、精度显微镜，以及玻璃棒、玻璃杯、脱脂棉和纱布等物品。角落里有几只铁桶，有的里面是炭末和明矾，有的里面是沙砾和泥土。

兽医大尉当场做了滤水实验之后讲，军队卫生工作中，给水是主要部分。往往由于给水工作不慎，发生问题而导致作战部队溃败，在过去军阵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所以在战争中，部队进驻新区之后，先须对水源水质进行检验测定，方可保证部队给水安全。

接下来学员们由军医大尉（日籍同学说他姓山之内）引进另一排营房，一进门就闻到了使人难耐的狐臊气味，走廊一端有些装啮齿动物的铁笼、饲养野鼠的水泥地槽，地槽约一米，里面有些扁身黑背的短尾野鼠，肥墩墩地还往上直窜，难闻的气味，就是从这里散出去的。“军医大尉告诫我们不要接近它们，因为那是从自然疫区弄来的，是传染病菌宿主，预备实验用的，尽管已经消了毒，还是离它们远些好。”

看学员们谁都受不了这种难闻的气味，都愿早些离开，那个军医大尉似乎也觉察到了这点。他说：“现代战争采取的手段，已逐渐起了根本变化，我们必须打破固定性的旧认识，留意生物、化学战。如战阵防疫，只有先对传染疫病好好研究，才能对取得防疫实效更有把握。”走廊两侧是斜对的房间，门都紧闭着，静静的，只有两处门边还站有把门的，军医大尉没领学员们进去。

随后，军医大尉领学员们到一间陈列室门前，说：“这里没有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里面标本全是从患各类传染病的死体上择取的各部实体。你们可在门外看一看。”军医大尉站在门外把门打开了：满屋又粗又高的玻璃缸，黄色的福尔马林药水里浸泡着人头、手臂、大腿、心肝、脾脏和生殖器……

兽医大尉又把学员们领到室外的偏僻空场上，他命一个技术人员牵来一匹马，把拌了什么药物的马麦给马吃，马响着鼻声吞嚼下去了。几分钟之后马就倒地死去。接着，兽医大尉和武者大佐谈了一阵，武者大佐转身对学员们说：“时间太长了，我们就不多看了，后面是研制防疫药物的工作间。学员们无防护衣，有些药物不好接近。”于是学员们开始准备上车。学员们经过营房窗前时，清楚地听见了里面人的咳嗽声，那是从地下室的窗子里传出来的。

学员们上车的时候，中世古说：“他看见了地下室窗子上出现一张向外张望的人脸，头发蓬蓬的，脸挺肥胖。这时，那座高大的烟囱又冒出了褐黄色烟尘，一股混在空气中的焦臭味，不断冲进学员们的鼻腔里。日籍同学都喊“哭塞依”（臭），大家都估计那大半是在焚烧方才毒死的马尸。

第100部队技术人员为实验用马注射炭疽疫苗。

被隐蔽的真相

李野光等学员们当年的所见所闻只是100部队的其中一部分。而事实上，有些更隐秘的角落并没有看到。

兽医师福住光由被俘时供认：100部队研究用各种细菌毒杀牲畜的方法，是由许多兽医专家、细菌学家、化学家、农艺家等，共同配合进行研究工作的。

第六分部长平樱全作被俘时供认：100部队制造出的大量细菌和化学药物，都存储在地下特殊仓库里。进入地下仓库，需有特别许可证，并要用浸透特种防疫、防毒药水的口罩，将口鼻捂得严严的。还要戴上特制胶皮手套，才能去拿特制的铁盒。因为在这些特制的铁盒里，装有最烈性的细菌或化学毒药，所以必须防备自身的污染。为保密起见，这些特制的铁盒上，只用油漆涂写号码，决不许写进细菌或化学药物的名称。

日军曹长（上士）实验员三友一男被俘后供认：他在100部队里，经常参加用活人做细菌感染，或毒物药杀的活动。他也证实：“用活人做实验，通常都以‘实验材料’称呼他们。”但与731部队亦有不同处，即除少数留做继续实验用外，大多数是“实验”后枪杀。1944年初，日本宪兵中尉中岛，就当着三友一男的面，将两名“实验材料”枪杀。其理由是：已经做过多次实验，不能再做“实验材料”了。

据史料记载：日本军军医中村吉二曾说过：“鼠疫、霍乱或者伤寒都比炸弹来得便宜。炸弹扔下来，一切物资都将受到损害，而细菌战术只是人害病死掉了，工厂、矿山、房屋设备等都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落到胜利者手中。”

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期间，通过对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等731和100部队首脑及其他重要成员的调查，以免除其战俘追究为交换，获取了大量日本细菌战情报资料。在这些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些关于100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材料。

“受试者被7天暴露于炭疽芽孢环境中而死亡，死后解剖其心脏、肝脏、肾脏、脾脏等，以观察其病理变化。30个实例中，有9个实例使用食物经口感染，其食物中含有一定量的炭疽杆菌，几天以后，全部受试者都因急性腹痛和严重出血性腹水症而无可挽救地死亡。”

1946年2月10日，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收到前100部队队员纪野猛的一封告发信。信中指控100部队队长若松和另外3名兽医在长春孟家屯把盟军战俘当作实验用的豚鼠。

由此可得知：第100部队的人体实验主要是用活人体去检验炭疽、鼻疽、牛瘟和多种毒药、毒剂、毒物对人的杀伤性能，以用于细菌武器研制。

第100部队有组织地准备和实验细菌战，远非逃脱审判的日本细菌部队成员所谓“造福百姓的科学研究”。它是由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制定细菌战决策，关东军司令官批准实施，第100部队若松有次郎直接带领部队内技术骨干进行的人体活体实验、野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第100部队如何在东北编织细菌战网络？制造了多少恶性细菌？杀了多少抗日志士？用细菌战杀害了多少中国百姓？日本在战时始终把细菌战作为“绝密性的军事行动”，这些罪恶的内幕，迄今仍鲜为人知。日本投降时甚至销毁了细菌战的大部分资料，炸毁实验厂址，绝大部分队员返回日本，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本文作者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