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

1991年1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提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今年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指出，支持浦东在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等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造经验，对上海以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乃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

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服务实体作用该如何发挥？未来发展路径应如何规划？如何在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金融科创两个中心联动中实现新突破？

围绕这些问题，委员和业界人士这样说……

■■■又到出发时刻

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19号文，明确提出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当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入承上启下关键之年。

“站在2020年，上海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以人民币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金融中心定位没有变。同时，上海还应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增强我们国家金融的竞争力，聚焦‘一带一路’倡议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助力双循环。”在上海商学院副校长贺瑛看来，从国家战略的推进者、国家使命的践行者角度看，上海应当成为中国金融业参与全球竞争力的主力军。但当下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显然与中国经济实力不相符。这既制约了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也会让中国承受不对等的金融风险。

背景如此，后2020时代，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时该如何规划路径？

“要下好金融科技这步先手棋。”贺瑛认为，未来的金融方向是科技制胜，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应该在弯道超车之后，走上正路。

同时，要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举。参考英美日金融业发展逻辑，我国银行体系不应只坚守间接融资，也要参与到整个资本市场建设中去，比如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的投资理财子公司，就体现了这一尝试。

在贺瑛看来，当前，全球金融治理要面对3个痛点，即无序的国际货币体系、无助的国际金融机构、无效的全球金融监管与协作机制。应对这3个痛点，我们需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构建以我国为主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同时加强中国在全球金融业中代表新兴市场国家监管的理念。

在上海黄金交易所总经理王振营看来，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轮廓已基本建成。以上海黄金交易所为例，全球范围内，其影响力已经实现了与纽约和伦敦的商品期货交易所贵金属部分并驾齐驱。“未来，我们要做的是着力补短板。”王振营认为，这里包括通过全球布网提升交易系统便捷性的提升；不断提升人民币国家化程度；不断完善支付清算系统；着力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便利性、安全性和收益性。“如果谈金融中心建设的后半程或者冲刺，比肩于伦敦和纽约，我建议一些工作还可以细化，主要侧重于强化优势和补短板。比如织密我们的交易网络、做好后台支撑，使我们的交易能够覆盖全球。”王振营这样说。

■■■找准定位聚共识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成后向新的目标努力开拓的新起点。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执行院长赵晓菊看来，后2020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应在以国内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中，找准新定位。上海应充分发挥五大中心和自贸新片区创新优势，承担起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链接纽带作用和引领示范作用。

赵晓菊认为，“十四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目标，应构建成为新三大国际中心：一是全球资管及财富管理中心。其抓手为数据跨境保送的规则及监管、营商环境继续改善以及税收创新改革；二是国际绿色金融中心。其突破口和抓手包括以长三角绿色经济示范区为试点、构建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一体化平台；以上海牵头推进长三角区域构建气候投融资信用体系以及上海市政府与人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共同推动长三角区域企业主动披露ESG（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方面的信息；三是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其抓手为制定“十四五”期间国际金融科技中心构建的行动方案和路线图；政府提供支持搭建平台，金融科技企业提供所能提供的金融科技技术，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应用场景，共同合作推动上海建设成为金融科技研发和应用的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国际金融科技人才培养。

新发展格局中，开放型智库在推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凝聚共识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表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作为连接中欧的经济、政治、文化、金融交流平台，如何应对中美全球地缘政治对商学院带来的影响将是未来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她认为，商业实践与理论知识需要注入鲜活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平台上，金融要支持好、服务好实体经济的发展。

■■■负面清单再优化

2017年初，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因美国退出被搁置。随后，以日本、加拿大等为代表的其他11个国家，在对TPP做了改良的基础上形成了《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8年12月生效。我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启动于2013年，当时考虑的国际背景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另一个就是TPP。

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同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如果说自贸试验区设立近7年来，只能选一个最核心的制度创新，那么我觉得就是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一制度创新对标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倒逼我国政府职能再造和治理能力跃升。”谈及此，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张湧这样说。

近年来，我国已在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等方面做了明确说明，开放度越来越高。2019年，两个条例进一步放宽了准入门槛、放开了业务范围、降低了业绩要求。

“后2020时代，我们应该高度重视CPTPP专门提及但并未展开的‘新金融服务’概念。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2.0版建设和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改革，也可将‘新金融服务’的对外开放，聚焦在对那些以新的交付方式提供跨境金融服务的境外机构提供国民待遇这个问题上。”张湧表示。

2017年6月，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首张《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负面清单指引（2017年版）》。《指引》涉及10个类别、48项特别管理措施。

“这张清单体现了上海开放包容的姿态，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近3年来上海新引进的大批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能级都可以得到证明。但我们必须看到，上海颁布的文件名称是‘负面清单指引’而不是‘负面清单’，注重的是透明度，不具有非禁即入效力，不改变国家现有金融管制安排。在新的形势下，应及时出台升级版。由此我建议，对标CPTPP等新的规则和管理，跨境交付的金融业服务贸易更应该制定正面清单，同时配套‘审慎管理’原则，以实现开放和风控的平衡。”张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