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历史作品总是让人能够读出命运。《国家人文历史》最近推出的潘岳先生长文《秦汉与罗马》便是一篇这样的作品，读来颇让人意犹未尽而不得不掩卷深思。中国的秦汉时代与古罗马这两个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政治体有着相似的基础，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却走出了不同的路径，得到不同的结果。著名考古学家崔格尔教授著，徐坚教授翻译的《理解早期文明》一书前几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应该说是在我相对熟悉的方向上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们习惯于采用的形式，和潘先生的方法略有不同。只是正如崔格尔教授所言，比较研究是具有英雄气的学术工作。

首先，我比较同意一种看法，认为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可以说任何研究，甚至任何知识的获取，都意味着对比较方法的运用。比较是我们获取知识的最基本方法。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们日常以古今和中外来划分历史的时候，其实也已经在在接受同样是使用比较方法而得到的某种历史观念。只是在一般所见的史学实践中，真正称得上比较史学的作品却更像是在洪流之中的支脉，虽不绝如缕却总是若隐若现。在这个意义上，潘先生的文章恰恰因其精彩而愈加珍贵，具有难得的样本价值，提供了难得的在历史研究的语境中反思比较方法的契机，例如让我们有机会看到类似的比较研究的潜力和风险。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一本翻译过来的论文集《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国家权力》，由斯坦福大学的沙伊德教授主编。选题的巧合能够说明对秦汉和罗马的比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只是作为出于多人之手的论文集，后者事实上并不具有同等的样本价值。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从结语中的这句话可以看出的一部分内容是，潘先生的文章固然涉及大量的问题，但制度或更具体地说是政治制度，才是全篇的核心关怀。如果我们这样的理解不至于有太大的偏差的话，潘先生的文章就是想通过比较中国秦汉和古罗马在历史上的制度设计，特别是观察中国秦汉和古罗马各自历史进程之中展现出来的制度效用和最终的社会后果，对人类大规模政治体的治理问题做出理论层面的探讨。但这样的目标设定本身意味着不得不在进行历史比较的时候做出特定的预设，即尽管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讨论它在各自历史时空中的成功与失败，必须预设双方社会基础的基本一致性，否则会无从说起。虽然看起来不是很符合一般的预期，但如前所述这恰恰是文章一开始就声明了的。

真实的历史世界中的秦汉时代和古罗马当然不一样，预设其社会基础的基本一致性当然是有风险的，这是人们自然的看法，本身不足为奇。也是因此，我不是很相信潘岳先生意识不到方法层面上的这个潜在风险，但重要的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以《秦汉和罗马》为题写成了这篇文章。从理解潘先生的角度出发，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这样做是否存在方法上的风险或者破绽，而是这样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究竟何在？是什么理由让作者义无反顾地采取了这样很容易被批评方法上有风险的进路？我想，这种进路上的义无反顾只能意味着作者对历史比较的基本困境的体认。因为不仅对于比较秦汉和罗马如此，对于比较清朝和明朝也是如此，对于比较今天和昨天也是如此，这种困境永远是存在的，但它不是停止尝试的理由。没有哪两个具体时空中的制度环境会绝对一致，但我们就是这样认识历史的，事实上也是这样认识世界。这不是比较的问题，是任何研究都有的问题。

剩下要的就是这种义无反顾的必要性了，也就是明知如此，采取这样的进路有什么样的正面理由。多年前曾有机会向一位老先生（文责自负起见，这里不提及老先生的名讳）请教为什么一定要研究历史，老先生用了一个很生活化的比方，说历史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它拥有关于社会发展的马后炮式的智慧，这是其他的研究都没法提供的。既然经过多少代前辈学者的积累，我们现在已经对罗马和秦汉的历史有了相当的了解，特别是对各自政治制度的设计有了将它们放在时间之中以观后效的机会，浪费这样的机会也就是拒绝取得我们能够取得的见识，是不应该的。各自的制度得失是这样，将他们放在一起比较其实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只要能让这种马后炮的智慧得到进一步澄清的机会。这是简单推论的结果。只要交代清楚我们在预设什么，这样的历史比较就是合理合法的。所谓不可通约性的抽象提法在这里不相干，何况寻找不可通约性中的可通约性远远比停留于所谓的不可通约性而束手无策重要得多。

以上是我理解潘先生文章的出发点，也就是我相信潘先生不仅有着同样的方法自觉，而且有着更坚决的理论勇气。唯一的问题是，潘先生对秦汉和罗马的历史世界是否有了足够的了解。这也不是细节意义上的累积。正如观棋不语真君子中间的“观”字所体现出来的那样，我们所能够拥有的对过往世界的有效认识，无论对秦汉还是对罗马，其实最重要的部分都不是用所谓的史料同义反复地“论证”出来的，而是通过长期的研究才能悠然见南山一样地“看到”的，只是有人“看到”得完整而鲜活，有人“看到”得死板而零碎。只有那些有能力看到鲜活的历史世界的人才有资格跳出来采用马后炮的视角对其做出总结和比较，这里才有高下和对错。潘先生所进行的历史比较并没有什么不合法的地方，但他所“看到”的历史世界如何确实决定着他比较的根基是否牢靠，也决定着他做出的预设是否有效。我在真实的秦汉和古罗马世界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做不到横看成岭侧成峰，因为这需要真正的行家的判断。这大概也是专家之为专家的工作意义所在，尽管专家更长于论证而不是“看到”。

先行小结一下的话，也就是说，我不认为潘先生文章在方法上可能存在的风险是个多大的问题，特别是有证据表明潘先生对所有这些风险有足够的自觉的时候。从这个角度对潘先生做出的任何方法论意义上的指责都不但没有什么建设性，本身也会非常值得怀疑。在思考人类历史的路径上，我自己更倾向于采用类似于麦克曼的方法来寻找能够解释自古至今具体环境中的人类社会生活共同呈现出的基本线索，然后在具体时空中通过将这些基本线索与具有独特性的地理环境、社群规模等相结合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超大规模政治体治理这样的问题。我也相信，从人类的基本生物和社会特征出发，如果相对不那么困扰于人类社会的意底牢结的话，有可能可以发展出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比如我尝试着发展的“共域史学”思路（仅仅处于广告阶段），从而有助于我们对未来世界有一个更合理的预期。但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完美的，只要能够取得有助于人类拥有更为美好的未来的见识，这样的研究就有足够重要的价值，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如此，问题就回归到带有立场意味的基本观点上了。通过对罗马和中国秦汉的比较，潘先生认为秦汉时期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对基层政权的重视、汉代特别是武帝时代成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上的“大一统”传统，包括察举制体现的文官制度等，相比于罗马的“有限冲突”逻辑，看起来更能够保持社会系统的稳定性或者自我修复的能力，而稳定性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一种状态。另一方面，潘先生也在文章中强调，罗马的“有限冲突”逻辑有其合理性。我这里的复述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准确，但重要的地方在于，潘先生文章中虽然尝试着对秦汉特别是汉代“大一统”思想和制度体系的源起做出解释，重点却往往落在个体的人的层面，似乎桑弘羊、班超这些人物的历史选择主要是出自他们个人的思想境界，而里耶的秦吏即使主动性不高也接受类似的价值。这样的理解方式是让我有点怀疑的。受限于对中国早期历史了解的不足，我没有能力做详细的辩驳，只能冒昧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一下，算姑妄言之。

秦汉时代是我国古代更早期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在理解我国早期历史发展的时候，同样是出于某种比较，我一直觉得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因素可能长期以来得到的重视不够：和世界上的其他大河文明不同，我国的两条母亲河也就是黄河和长江事实上共享一个中原或者中游。受到大别山的阻隔，长江三角洲一带反而和黄河中下游连成一片，溯江而上到达中游甚至却困难得多。考虑东亚当时在更广阔范围内的地貌和人群因素，这意味着在东亚地区的这片土地上，各个人群在中原地区的冲突密度相对而言要远远大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大河文明，至少在文明传统的成型期是这样。这种情况，勉强能够相提并论的可能只有两河流域文明，后者的两条大河同样共享同一个中原。这也是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相对海阔天空一些去比较我国早期文明史进程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史进程的原因，而且一定会很有意思。就我们这里关怀的话题而言，如果我这略带臆想的思路不算完全没有意思的话，那就意味着我国中原地区形成的政治早熟有其特殊的环境原因。因为至少相比于希腊罗马，我国古代政治发展的早熟并不是从秦汉才开始，这一点从战国时期诸子对统一的渴望中可以看出一些。

也就是说，无论是班超还是桑弘羊，这些被引为楷模的代表性人物对国家的忠诚不一定非要从个人层面寻找解释，倒更有理由从对他们而言已经足够古老的政治智慧之中寻找答案，而这种古老的智慧来自先辈对现实苦难的总结。如果历史是我们的宗教，“大一统”是我们的信仰，这种宗教和信仰并不来自那个个人的天纵英才，而是来自大量的个人出于对现实的尊敬和忍耐而形成的共识，作为一种价值流传下来，成为班超和桑弘羊他们个人修养的一部分。罗马所在的环境并非如此，至少存在程度上的不同，其中地中海又有作为海洋的特殊性。人创造制度，制度可以塑造人，但人同样永远在被塑造的进程之中，塑造人的仍然是环境。在拜读潘先生的大作的时候，我忍不住不止一次地设想，如果可以在地理地貌保持原样的情况下，将东亚地区和地中海沿岸的人群整体上做个替换的话，生活在地中海的“东亚人”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又会发展出什么样的“罗马帝国”来呢？

这样的设想当然太过于天马行空。但之所以做这样的设想，是因为我倾向于认为寻找人类社群的文化和政治传统背后的自然逻辑，要比强调制度对人的塑造或者作为个人的思想境界要重要得多。制度毕竟归根结底是人的创造，而人总是在环境之中形成自己决定制度设计方向的价值想象。潘先生说，“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如果只是强调制度塑造人，那这里的逻辑也就成了循环论证，变成了制度决定人的境界或者责任感，人的责任感决定制度发挥的好坏。如果将制度按照苏力《大国宪制》中的定义进行理解，也就是一种广义的制度的话，麦克曼强调文明传统滥觞时期的“牢笼效应（caging）”，应该说至少尝试去解释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而不至于陷入这样的循环论证。麦克曼所说的牢笼或者危机之中的人不得不发挥才智，发展出最有利于他们生存的制度设计和关于制度设计的价值观念。当然，潘先生对桑弘羊、班超等人的讨论未必是文章的核心部分，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上也没有专门做什么论断，所以我在这里的任性发挥不一定有必要。

最后，正如扑面而来能够从文章中感受到的那样，潘先生有着敏锐的现实感，而且字里行间体现出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怀。我的困惑在于，作为地球的世界和秦汉时代的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世界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可以说两千年前的秦汉帝国和罗马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各自拥有一个彼此独立的世界的话，现在的世界已经根本无法对任何区域做出这样的预设。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得不对其一体性有所自觉。如此，在同样的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之下，我们通过对古老文明的比较研究来推进的文明间互融和互鉴，也就存在一个应用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尝试回答的所谓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治理问题，是世界范围的还是仍然以中国为范围？罗马还是秦汉的成败是以他们各自的“天下”为承载空间的，今天的世界是否已经只有一个“天下”了？

（作者王献华，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