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

此乃钱宾四先生比较中西历史的一段论述。身为晚辈，每翻至该处，仔细品味，总略有新获。西史如剧，中史像诗，虽悟不出钱老高论背后的确凿依据，但常因心生“不明觉厉”之感，私以为自有其深意所在。

近读潘岳先生三万字长文《秦汉与罗马》，在深深钦佩其学识之广、见识之高的同时，也不禁唤起了我对二位学人撰写论著背后之问题意识的追问：以中国历史见长的钱老缘何念念不忘观照西人之史，潘先生继《战国与希腊》之力作后，又比较中西古史上两大帝国与文明，隐伏在纸面之下的深沉关怀，恐怕总跳脱不出延续至今的一百多载以来大变局现实的纠缠与面对一波波挑战的回应。

一

治史总须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目标各异，则所采用的材料与驾驭材料的方法，亦随之变换。秦汉与罗马，“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这便是潘文的主题，也是其所欲实现的意义。

历史有其特殊性。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秦汉与罗马的不同显而易见。嬴政确立皇帝制度，广设郡县，汉承秦制，虽有调整，但不出中央集权郡县制的模式；罗马则与之异趣，其崛起过程中一直维持着共和制（或如史家波利比乌斯所言，罗马的成功是因为实行“混合政制”，融合了王权制、贵族制、民主制）。当然，宏观体制之下，具体的制度差异更是颇多。潘文指出，屋大维建立了文官系统，大胆吸纳财阀进入文官体系，骑士阶层可以出任行省的财务官，真正实现了西塞罗的“贵族与财阀共天下”。而这厢的西汉王朝，其文官路线则是求取基层寒士，钱穆称之为中国第一个“平民精神”的王朝。其二，在军队与政权的关系上，两大帝国亦不同。屋大维起于军队，他仍用军阀式的思路和手段处理政权问题，终致军阀并峙，纷乱不休。而中国虽然也出现过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但从来没成为主流。中国古代最终实现了由文官控制军队，保证了长久稳定。

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倘若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都是整齐划一同样模式，彼此间毫无特殊性，那一部人类史便概括殆尽，全球亦从此不再斑驳多彩了。

认识且承认差异，应是考察不同文明的基本态度。

二

历史又是变动不居的，故而“变”是研究的主题与主体。质言之，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自当明变。

达致明变，说易也易。如从春秋发展到战国，从希腊发展到马其顿，尚是小变；由战国演变到秦汉，由马其顿演变到罗马，则是大变。对于这种整体上的发展趋势与动向的把握，并不难以捕获。

不过如果要深入追踪此历史趋势动向中蕴含的内在脉络，知其为何在此时此处此人此事上变动，为何最终变向他处，由之洞察历史中之个性，为当下及未来做一参考，方算真正的明变。这谈何容易！？

潘文显然在此方面用力甚深。罗马帝国为何分崩离析？文中写道：

当贫富差距扩大到没有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时，中等冲突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弥合它的，不是感情安慰，也不是票决政治，而是政治家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自我牺牲精神。

保卫自由的，从来不只是“自由”本身。

这段酷似结案陈词式的论断，堪称精彩！

至于汉代为何国祚甚久，且底定了之后历朝的基调？潘文亦有一段至评：

大一统并没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过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只要永远保持开放，统一之上也能多元。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是因为汉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

一体多元，是汉的精神。

意义没有被诸多庞杂繁复的史料、史实所掩盖，而是以风霜高洁后的水落石出式的面貌呈现，让人不觉会心。

经历了数百年以至千年的变幻与积淀，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皆可从历史过往中寻得蛛丝马迹或宝贵密码。治史的大意义，亦在此。

三

明变似不足以驶往意义的彼岸。历史毕竟仍是层层积累的，埋于最深处的，是蜕变成如钻石般珍贵的传统。所谓传统，指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活力。换言之，它是历史的生命所在。每个国家与民族，在不知不觉中，无不在“传统”的驱使下，各自循着自己的轨迹而前行。

潘文在比较秦汉与罗马时，着意强调这是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言及两大文明的传统，笔者对罗马一无所知，仅试就西汉时期“大一统”观念的确立稍作补充。

经历过几代帝王的开拓与发展，至汉武帝初年，西汉国势已今非昔比，据《汉书•食货志》载，“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便意味着自汉初所制定的旨在巩固统一，与民休息的国策业已完成，下一步如何基于既有的执政实践，因时因势而变，拟定新的治国方案迫在眉睫。申言之，治术的调整必然会引发治道的变更。汉武帝求国策于贤良，可谓顺势而为。于君臣论政中，广川大儒董仲舒脱颖而出，其所提供的政治纲领“天人三策”为之后汉武帝进行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也给后世留下了治国之范本。在这篇著名政治文本的末尾，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该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于是这一理念由书斋进入了庙堂，升格为规范主流思想与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具备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统驭的双重涵义。

自汉武帝将“大一统”纳入其构建王朝治理的实践后，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历朝无一不将之贯通于治道的因革损益与治术的进退消长之中。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政治动荡与民族交融，隋唐终于再度实现了国家统一。在如此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大一统思想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经过反复的双向碰撞和互动，一方面改变了既往的以“大一统”为主要内容的天下观，开边疆族群入主中原成为“天下共主”之先河，而边疆族群入主“中国”促进了边疆地区尤其是北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凝聚。与此同时是突破了“严华夷之辨”的界限，使得唐代在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统治者心目中“华夷一家”的观念成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天下”可以是华夷共同参与治理的“天下”。故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正是该时期大一统思想的新特征。与之配套，隋唐君主在制度设计上也无不围绕大一统展开。如在中央决策机制层面，唐代设立三省六部，通过制度程序与刚性律法，来约束之前渐趋泛滥的皇权，从而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在人才选拔层面，隋唐开创科举制，为广大庶族子弟开放政权，从而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可以更加顺畅的互动，保证权力可以下沉到最基层，而且获取功名的士子作为乡绅享有参与地方治理的资格，成为稳固大一统局面的最敏感触角；此外当时尚有隋时疏浚开凿的大运河，这不仅加强了齐鲁、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历经千年更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以这种独特的交通方式使各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

五千年中国史，大一统贯穿始终，延续不辍，代有递嬗。虽然具体的政治制度不断更迭，但其背后蕴含的制度精神内核之一的大一统思想却不曾泯灭，这也启示着后人要善于秉持辩证的态度去继承古代中国制度文明的遗产。要之，大一统传统早已跃出政治实体视阈，升华为一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熔铸于中国人的心理和行动中，内化为中华民族内心强大的文化信仰和政治使命。

“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大一统便是潘文论断的一大佐证。

某种程度上讲，今日之中国与西方，实扎根于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四

一百八十年前，清廷败于拥有着罗马衣钵的英国。

今朝，硝烟褪尽，隐然的对抗尚存。

近二百个春秋更替，世人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作为局中人，作为古老文明的承继者，我们“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因此既不能品茗观“剧”，也不能闲适品“诗”。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

想真正了解自己，须真正了解对方，它是一面镜子，或许其中更活着一个有待我们认识的自己。

（作者：王学斌，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