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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八道湾周家常客

2020年09月24日 10:21  |  作者:郦千明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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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有这样一座宅院,从西直门向东,西直门内大街与赵登禹路交叉口向南约100米,路东有一条狭窄弯曲的胡同叫“八道湾胡同”,沿着这条胡同往东走,就来到了“八道湾11号”。这里,曾是鲁迅一家人的旧居。鲁迅、周作人的日记、书信或文章里提到他们的住宅,有时写作“新街口八道湾”,有时也写作“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

有一个人曾是八道湾11号周家的常客,他叫沈尹默,是鲁迅交往时间较长的朋友之一。本文通过日记和回忆文章,梳理了沈尹默造访八道湾11号的故事。

北京新街口八道湾11号旧址图

北京新街口八道湾11号旧址图

11号院的客人

沈尹默第一次走进八道湾11号周宅是1919年11月23日,也就是鲁迅(周树人)、周作人搬进这座新居后的第三天。那时,他和周氏兄弟都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教书,又是浙江同乡,意气相投,平时常在一起聚会笑谈,关系十分密切。那天他是去祝贺主人乔迁之喜的,同行的还有北大同事陈大齐(百年)、朱希祖(逷先)、刘半农、马裕藻(幼渔)等人。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三日晴,风。星期休息。下午陈百年、朱逷先、沈尹默、钱稻孙、刘半农、马幼渔来。”周作人日记记述:“午至草厂大坑赴逷先招饮,下午三时返。尹默、逷先、幼渔、百年、半农及钱稻孙君来访。”

八道湾11号的庭院比较宽敞,分前中后三院。鲁迅先住在前院,后来住中院堂屋后接出的一间“老虎尾巴”,周作人和妻儿则一直住在后院。1922年2月,苏联作家爱罗先珂应邀到北京大学讲授世界语,因为眼睛看不见,又不通汉语,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托周家来照顾。于是,爱罗先珂住进八道湾后院东头的三间客房,住了约9个月左右才离开。

这位盲作家的到来,给鲁迅带去很多乐趣。沈尹默到访,曾亲眼目睹两位作家交往的情景。他后来回忆道:“有一年夏天,在周宅午饭,鲁迅陪着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娓娓清谈,平易近人,若使当年北半截胡同会馆中同住的老乡们遇见,会疑心这不是他们所接触过的那位周大先生。那时这位盲诗人就住在周家,我记得盲诗人吃过饭后,休息了一会,鲁迅便把他没有做完的手工,递到他手中,那是一个用粗线织的袋子,盲诗人接了过去,一面讲着话、一面继续不停地编织,他们仿佛是用日语交谈的。鲁迅还对我述说,他常常陪着这位盲诗人在院中散步闲话,盲诗人感觉到北京园林中鸟声太少,尤其是没有听到黄鹂的歌唱,引为遗憾,我们深有同感。当时座中人的声音笑貌,历历如在目前,而‘人物邈然,何啻山河之隔’,可为太息。”

八道湾的元旦

因为和周氏兄弟都很要好,沈尹默自然成为八道湾的常客。不仅平时经常光顾,而且每年的元旦总会出现在周家的宴会上。女主人、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八道湾在生活习惯上就不免有日本风味。元旦的宴会上,往往有屠苏酒、粢饼、烤鱼、杂煮等日本新年常备的食物,有时甚至连餐具也是由日本制造的。

沈尹默在《鲁迅生活中的一节》中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逷先、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竟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

不过,沈尹默记述的时间稍有出入,因为周家搬入新居是五四运动过去半年以后的事。查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日记,沈尹默们在周家过元旦最早的一次是1923年,最晚的一次是1929年,其中从无间断。另外,除上面提及的几位外,常客中还有沈尹默的哥哥沈士远和弟弟沈兼士,因为沈氏兄弟都是北大名教授,外界称之为“北大三沈”。

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间并不长,兄弟失和后,他就搬离此地,时间是1923年8月,因此兄弟俩元旦共宴朋友的场景仅有1923年一次。这年元旦周作人日记云:“上午招士远、尹默、凤举、耀辰、伏园吃杂煮汁粉,下午三时去。”鲁迅日记记得更简略:“邀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尹默、孙伏园午餐。”虽然兄弟俩的日记里都没有出现“共邀”字样,但客人是他们的共同朋友,办的是同一个宴会,两人事先应该是商量过的。

从1924年起,八道湾元旦宴席的主人就变成周作人一个人了。1929年元旦,周作人日记:“上午循例在苦雨斋饮屠苏,到者如左:士远、尹默、兼士、幼渔、季明、隅卿、稷如、半农、玄同、凤举、耀辰、稚隺、平伯,下午四时散。……又同尹默至撷英,应丙辰之招,十时回家。”赴会的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晨十时半至岂明家,这是他数年以来要请吃的日本屠苏也。今年共十四人,连小孩共十六人。玄同、岂明、士远、尹默及子、兼士、平伯、凤举、子隺、稷如、幼渔、季明及子、隅卿、半农、耀辰也。饮得太迟,故中饭竟吃不下了。”可见,当天沈尹默不仅在周家饮屠苏、吃午饭,而且还与周作人一起赴德国文学专家杨震文的晚宴。

“苦雨斋”

鲁迅搬走后的第二年夏天,母亲鲁瑞也搬出八道湾,迁到西三条鲁迅购买的新居。腾出的中院正房三间,周作人请人略加装饰,搬了进去。院子里遍植各种花木,连四条甬道也被树荫遮着,枝头的花常拂着行人的头。正房是典型的中国旧式房子,高大宽敞,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几个旧书架,摆满了中西文图书。左手一间是书房,中间挂着“苦雨斋”横幅,由沈尹默题写。

梁实秋在《忆岂明老人》中记述:“二十三年我到北京大学,和岂明先生同在一个系,才开始过从。我到他家去访问,不再被迎入临街的那个客厅,而直接进入二门到上房落座了。那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

诚如梁实秋所记,“苦雨斋”陈设简单,却窗明几净,清幽闲适,“不啻为化外之地”(周作人语)。这里经常高朋满座,品茗宴集,也曾传出一些笑谈。一天下午,钱玄同来访,遇雨受阻,晚上留宿客室。第二天清晨起床,钱玄同笑着对主人说,昨晚室内似乎有脚步声,那是什么呢!周作人深信必无此事,以为定是幻觉。等客人离开收拾房间时,见有大蛤蟆一只在床下,猜想乃晚上大雨时混入室内。擅长旧体诗的沈尹默听说此事,大笑道:“玄同眼大,故蛤蟆来与晤对耳。”并翻敬亭山诗句咏道:“相看两不厌,蛤蟆与玄同。”

沈尹默题写的“苦雨斋”匾后附识:“启明兄雅令。尹默。”并钤“沈尹默”白文方印。周作人1961年12月28日致鲍耀明信说:“翻检故纸,于其中得沈尹默君写的‘苦雨斋’匾额,原有两枚,其一已裱装从前挂在屋内,经乱已经散失,此一幅未曾裱好,现今斋已不存(已改造现由小儿居住),无所用之,拟以奉赠,当另封寄上。此系大约三十年前之物,其时沈君尚未成为海上书家,其字似更有其趣,请察阅,未知以为如何。”

由此可知,沈尹默为“苦雨斋”的题匾原有两件,一件裱好并装木框挂于周作人书房中,现已散失。另一件一直由周作人保存,于1962年赠送给朋友鲍耀明。后来,鲍耀明在《难忘的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一文中提到此事,说:“信内所述这幅‘未曾裱好’的‘苦雨斋’匾额,目前则悬于多伦多舍下墙壁上。”

“骆驼社”

“苦雨斋”的朋友圈子大多是北大同人,都爱好文艺,希望办一份自己的杂志做发言的场所。于是,周作人和张凤举、徐耀辰等于1924年夏成立骆驼社,并计划出版《骆驼》杂志。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计划一直拖到1926年7月才实现。

周作人在《代表“骆驼”》一文中,谈及筹备出版的过程时说:“这两年前所说的‘骆驼’,还没有忘却,现在不久就要出现了。出发时还在奉直再战(1924)之先,等走到时却已在奉直联军入京之后了,骆驼也未免有沧桑之感罢。这一本册子的印刷当然不必要两年工夫,但是迟延也自有其所以迟延的理由,可以容得辩解,不过现在也无须了吧?”这份酝酿已久的“纯文艺杂志”,提倡“雍容”“坚忍”的文化精神,力戒轻躁、浮薄与虚假,自成一种“清淡而腴润”的文体。可惜只办了一期便停刊了。

沈从文在《北京之文艺刊物及其作者》中谈到骆驼社时,说:“我所知的,只两个骆驼,就是周作人与江绍原”,但是据骆驼之一的周作人说:“骆驼社里一共只有三个人,即张定璜,徐祖正,周作人是也”,“此外帮助我们的朋友也有好些,不过那不算是驼员之一”。沈尹默就是“帮助我们的朋友”之一,他的《秋明小词》五首短诗登载于该刊。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会员,单位为中共浙江省纪委)

编辑:丁典

关键词:鲁迅 周作人 八道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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