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有这样一座宅院，从西直门向东，西直门内大街与赵登禹路交叉口向南约100米，路东有一条狭窄弯曲的胡同叫“八道湾胡同”，沿着这条胡同往东走，就来到了“八道湾11号”。这里，曾是鲁迅一家人的旧居。鲁迅、周作人的日记、书信或文章里提到他们的住宅，有时写作“新街口八道湾”，有时也写作“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

北京新街口八道湾11号旧址图

有一个人曾是八道湾11号周家的常客，他叫沈尹默，是鲁迅交往时间较长的朋友之一。本文通过日记和回忆文章，梳理了沈尹默造访八道湾11号的故事。

11号院的客人

沈尹默第一次走进八道湾11号周宅是1919年11月23日，也就是鲁迅（周树人）、周作人搬进这座新居后的第三天。那时，他和周氏兄弟都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教书，又是浙江同乡，意气相投，平时常在一起聚会笑谈，关系十分密切。那天他是去祝贺主人乔迁之喜的，同行的还有北大同事陈大齐（百年）、朱希祖（逷先）、刘半农、马裕藻（幼渔）等人。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三日晴，风。星期休息。下午陈百年、朱逷先、沈尹默、钱稻孙、刘半农、马幼渔来。”周作人日记记述：“午至草厂大坑赴逷先招饮，下午三时返。尹默、逷先、幼渔、百年、半农及钱稻孙君来访。”

八道湾11号的庭院比较宽敞，分前中后三院。鲁迅先住在前院，后来住中院堂屋后接出的一间“老虎尾巴”，周作人和妻儿则一直住在后院。1922年2月，苏联作家爱罗先珂应邀到北京大学讲授世界语，因为眼睛看不见，又不通汉语，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托周家来照顾。于是，爱罗先珂住进八道湾后院东头的三间客房，住了约9个月左右才离开。

这位盲作家的到来，给鲁迅带去很多乐趣。沈尹默到访，曾亲眼目睹两位作家交往的情景。他后来回忆道：“有一年夏天，在周宅午饭，鲁迅陪着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娓娓清谈，平易近人，若使当年北半截胡同会馆中同住的老乡们遇见，会疑心这不是他们所接触过的那位周大先生。那时这位盲诗人就住在周家，我记得盲诗人吃过饭后，休息了一会，鲁迅便把他没有做完的手工，递到他手中，那是一个用粗线织的袋子，盲诗人接了过去，一面讲着话、一面继续不停地编织，他们仿佛是用日语交谈的。鲁迅还对我述说，他常常陪着这位盲诗人在院中散步闲话，盲诗人感觉到北京园林中鸟声太少，尤其是没有听到黄鹂的歌唱，引为遗憾，我们深有同感。当时座中人的声音笑貌，历历如在目前，而‘人物邈然，何啻山河之隔’，可为太息。”

八道湾的元旦

因为和周氏兄弟都很要好，沈尹默自然成为八道湾的常客。不仅平时经常光顾，而且每年的元旦总会出现在周家的宴会上。女主人、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八道湾在生活习惯上就不免有日本风味。元旦的宴会上，往往有屠苏酒、粢饼、烤鱼、杂煮等日本新年常备的食物，有时甚至连餐具也是由日本制造的。

沈尹默在《鲁迅生活中的一节》中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逷先、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竟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

不过，沈尹默记述的时间稍有出入，因为周家搬入新居是五四运动过去半年以后的事。查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日记，沈尹默们在周家过元旦最早的一次是1923年，最晚的一次是1929年，其中从无间断。另外，除上面提及的几位外，常客中还有沈尹默的哥哥沈士远和弟弟沈兼士，因为沈氏兄弟都是北大名教授，外界称之为“北大三沈”。

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间并不长，兄弟失和后，他就搬离此地，时间是1923年8月，因此兄弟俩元旦共宴朋友的场景仅有1923年一次。这年元旦周作人日记云：“上午招士远、尹默、凤举、耀辰、伏园吃杂煮汁粉，下午三时去。”鲁迅日记记得更简略：“邀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尹默、孙伏园午餐。”虽然兄弟俩的日记里都没有出现“共邀”字样，但客人是他们的共同朋友，办的是同一个宴会，两人事先应该是商量过的。

从1924年起，八道湾元旦宴席的主人就变成周作人一个人了。1929年元旦，周作人日记：“上午循例在苦雨斋饮屠苏，到者如左：士远、尹默、兼士、幼渔、季明、隅卿、稷如、半农、玄同、凤举、耀辰、稚隺、平伯，下午四时散。……又同尹默至撷英，应丙辰之招，十时回家。”赴会的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晨十时半至岂明家，这是他数年以来要请吃的日本屠苏也。今年共十四人，连小孩共十六人。玄同、岂明、士远、尹默及子、兼士、平伯、凤举、子隺、稷如、幼渔、季明及子、隅卿、半农、耀辰也。饮得太迟，故中饭竟吃不下了。”可见，当天沈尹默不仅在周家饮屠苏、吃午饭，而且还与周作人一起赴德国文学专家杨震文的晚宴。

“苦雨斋”

鲁迅搬走后的第二年夏天，母亲鲁瑞也搬出八道湾，迁到西三条鲁迅购买的新居。腾出的中院正房三间，周作人请人略加装饰，搬了进去。院子里遍植各种花木，连四条甬道也被树荫遮着，枝头的花常拂着行人的头。正房是典型的中国旧式房子，高大宽敞，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几个旧书架，摆满了中西文图书。左手一间是书房，中间挂着“苦雨斋”横幅，由沈尹默题写。

梁实秋在《忆岂明老人》中记述：“二十三年我到北京大学，和岂明先生同在一个系，才开始过从。我到他家去访问，不再被迎入临街的那个客厅，而直接进入二门到上房落座了。那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

诚如梁实秋所记，“苦雨斋”陈设简单，却窗明几净，清幽闲适，“不啻为化外之地”（周作人语）。这里经常高朋满座，品茗宴集，也曾传出一些笑谈。一天下午，钱玄同来访，遇雨受阻，晚上留宿客室。第二天清晨起床，钱玄同笑着对主人说，昨晚室内似乎有脚步声，那是什么呢！周作人深信必无此事，以为定是幻觉。等客人离开收拾房间时，见有大蛤蟆一只在床下，猜想乃晚上大雨时混入室内。擅长旧体诗的沈尹默听说此事，大笑道：“玄同眼大，故蛤蟆来与晤对耳。”并翻敬亭山诗句咏道：“相看两不厌，蛤蟆与玄同。”

沈尹默题写的“苦雨斋”匾后附识：“启明兄雅令。尹默。”并钤“沈尹默”白文方印。周作人1961年12月28日致鲍耀明信说：“翻检故纸，于其中得沈尹默君写的‘苦雨斋’匾额，原有两枚，其一已裱装从前挂在屋内，经乱已经散失，此一幅未曾裱好，现今斋已不存（已改造现由小儿居住），无所用之，拟以奉赠，当另封寄上。此系大约三十年前之物，其时沈君尚未成为海上书家，其字似更有其趣，请察阅，未知以为如何。”

由此可知，沈尹默为“苦雨斋”的题匾原有两件，一件裱好并装木框挂于周作人书房中，现已散失。另一件一直由周作人保存，于1962年赠送给朋友鲍耀明。后来，鲍耀明在《难忘的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一文中提到此事，说：“信内所述这幅‘未曾裱好’的‘苦雨斋’匾额，目前则悬于多伦多舍下墙壁上。”

“骆驼社”

“苦雨斋”的朋友圈子大多是北大同人，都爱好文艺，希望办一份自己的杂志做发言的场所。于是，周作人和张凤举、徐耀辰等于1924年夏成立骆驼社，并计划出版《骆驼》杂志。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计划一直拖到1926年7月才实现。

周作人在《代表“骆驼”》一文中，谈及筹备出版的过程时说：“这两年前所说的‘骆驼’，还没有忘却，现在不久就要出现了。出发时还在奉直再战（1924）之先，等走到时却已在奉直联军入京之后了，骆驼也未免有沧桑之感罢。这一本册子的印刷当然不必要两年工夫，但是迟延也自有其所以迟延的理由，可以容得辩解，不过现在也无须了吧？”这份酝酿已久的“纯文艺杂志”，提倡“雍容”“坚忍”的文化精神，力戒轻躁、浮薄与虚假，自成一种“清淡而腴润”的文体。可惜只办了一期便停刊了。

沈从文在《北京之文艺刊物及其作者》中谈到骆驼社时，说：“我所知的，只两个骆驼，就是周作人与江绍原”，但是据骆驼之一的周作人说：“骆驼社里一共只有三个人，即张定璜，徐祖正，周作人是也”，“此外帮助我们的朋友也有好些，不过那不算是驼员之一”。沈尹默就是“帮助我们的朋友”之一，他的《秋明小词》五首短诗登载于该刊。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会员，单位为中共浙江省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