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了一篇让世人震惊的文章《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其中竟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其首次对外公开披露，就引得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这份长达4万言的秘密文件，昭示了日本想要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及其欲采取的具体步骤。《田中奏折》被日本天皇裕仁深藏于皇室书库之中，保管极为严密，它能够被揭露出来，台湾爱国商人蔡智堪居功至伟。

以商掩护 投身革命

蔡智堪是台湾苗栗县后尼镇人。根据丰田蔡氏族谱记载，300多年前，蔡勋随郑成功收复台湾，任左先锋，为台湾丰田蔡氏迁台始祖。蔡氏一族在台湾从事造船行商事业，经过几代经营，成为苗栗的望族。蔡智堪出生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少年时代的蔡智堪就饱尝亡国之痛，一颗爱国的种子在其内心萌芽。

蔡智堪后来随父亲去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读书。毕业后，他开设了“蔡丰源商行”，后成为日本有名的富商。蔡智堪不仅在日本和中国有产业，且在南洋拥有咖啡园及橡胶园，有船只航行各地。他本可以安心赚钱、衣食无忧，但强烈的爱国精神，让他选择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8岁时，蔡智堪加入了同盟会，此后，他以富商身份为掩护，积极参与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1913年，图谋称帝的袁世凯将蔡锷调至北京，加以笼络和监视。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加紧做称帝的各种准备工作。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蔡锷的愤慨。他表面上与名妓小凤仙在一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设想。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由东渡日本。在日本，蔡锷得到了蔡智堪的帮助。在蔡智堪的护送下，蔡锷将军得以由东京辗转经台湾等地回到云南昆明，发动了“二次革命”。

蔡智堪以做生意为掩护，在东北与日本之间奔走，广泛结交政界高层人士，成为与日本皇室、政界高官、政党领袖以及中国东北军政高层都有密切关系的人物，这就为他秘密从事反日活动、承担特殊使命创造了条件。

蔡智堪与孙中山也有过交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等人邀请孙中山北上，试图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是，以期和平统一全国。这令日本当局十分恐慌，日本军方力主出兵阻挠。蔡智堪利用在日本政府的人脉关系得知日方的企图后，一方面提醒孙中山要小心防备，另一方面配合孙中山派往日本的代表李烈钧四处游说，最终说服日本政客放弃了图谋。

蔡智堪为民族存亡倾心尽力。据蔡智堪的儿子蔡咸源回忆：父亲一出去有时一两个月都不回来。那时他们家在东京有三层楼，楼梯栏杆是空的，常常换芯，之所以要换芯，是因为要把秘密文件藏在里面。

巧妙周旋 智取奏折

1928年，蔡智堪正在家中宴请日本国会议员中野刚正等人，突然收到了一个从沈阳寄来的大饼邮包。中野刚正说想品尝一下东北大饼，但蔡智堪猜测，千里迢迢寄过来的大饼中肯定藏有秘密，于是便谎称大饼需要烤制才好吃，婉言拒绝了中野。

宴会结束后，蔡智堪破开大饼，发现里面果然夹有东北外交委员会负责人王家桢所写的密信。因为商务需要，蔡智堪经常往返于东京与沈阳之间。20世纪20年代末，蔡智堪与王家祯结识，共同的爱国志向、相投的直率性格使他们无话不谈，成了知心好友。王家桢在信中说：“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形成。田中义一担任内阁首相后，先后组织召开东方会议、大连会议。这两次会议的核心，就是如何迅速地侵略满蒙等地，进而侵略全中国再征服全世界。会议从“巧力”和“武力”两方面，策划侵占东北满蒙一带。“巧力”即积极策划朝鲜人移民满蒙，利用这些移民的朝鲜人民侵占领土；“武力”即建设满蒙铁路大循环线，包围满蒙中心地，以挟制“支那”之军事、政治、经济等之发达。同时设立拓殖省，专管日本进取满蒙的事务。

日本连续召开两次秘密会议，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驻日外交人员的注意。各国驻日外交官、记者和情报人员都想尽办法，欲探查两次秘密会议的有关情况。对于这两次会议的内容，日本政府秘而不宣。一位英国记者获悉，田中义一将会议内容写成了奏章密奏天皇。王家祯遂秘密委托蔡智堪设法获取奏章的内容。

蔡智堪深知，《田中奏折》是日本的高等机密，很难获取。但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他甘愿冒险一试。他分析，要取得这份秘密奏章，采用惯常的金钱收买情报的办法肯定难以奏效，而且也容易被发现。蔡智堪在日本经商多年，对日本的政治环境十分熟悉，深知田中义一虽为首相，但却有很多政敌，对他提出的政策，日本国会议员并非完全同意。左思右想，蔡智堪决定利用日本政客间的矛盾，智取奏折。

蔡智堪利用自己的人脉，分别宴请民政党的前内务大臣床次竹二、时任外务大臣永井柳太郎以及前内务大臣牧野伸显等。当时日本的政党首领都很穷，且有吸食鸦片烟等不良嗜好，这些人都与蔡智堪有金钱上的密切往来，需要蔡智堪的资金支持。蔡智堪向永井柳太郎提出，想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刊登《田中奏折》，被永井柳太郎拒绝。

蔡智堪又游说床次竹二，通过公布《田中奏折》，达到打击其政敌田中义一一派的目的。床次竹二告诉蔡智堪，日本保皇派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的政策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统治，也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他可利用这个机会谋取《田中奏折》。于是蔡智堪拿了一笔钱给床次竹二，请他宴请游说保皇派元老。几天后，床次竹二回话，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折》在国际上发表，保皇派就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政府如能承允这一点，蔡智堪就可以秘密地去抄写《田中奏折》。

经过一系列的策划，最终，蔡智堪“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绡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伯爵交来的金质圆形的‘皇室临时通行脾’（号码72号）”，由牧野的妻弟山下勇领路，深夜进入日本皇室书库。《田中奏折》总共67张，蔡智堪耗时两夜才抄完，由于时间紧迫，抄写得十分潦草。抄完之后，蔡智堪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将纸张藏在皮箱夹层里面带出，随后又亲自将抄写件送往沈阳。

王家祯收到抄件后，呈请张学良批准，作为极密文件印刷，用上等宣纸六开大本装订，共印200册，发给东北的有关军政负责人，以了解日本人的阴谋，作为采取措施时的参考。并给了南京国民政府4本，南京国民政府得到《田中奏折》后不久，即以白皮书的形式将《田中奏折》发表，1929年12月又将其在南京发行的杂志《时事月报》上刊登出来。《田中奏折》经中方披露后，世界舆论一时为之哗然。日本方面坚决否认有此奏折，辩称是有人伪造的。此事过后，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等28人被全部免官，蔡智堪也被捕入狱。幸而日本当局拿不出确凿证据，蔡智堪在日本人脉又很广，才被安全释放。

辗转东北 揭露阴谋

获取《田中奏折》后，蔡智堪的爱国行动并没有停止。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蓄意谋划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在铁路上埋设定时炸弹，炸死了乘坐蓝钢专列从北平返回沈阳的张作霖。为揭露日军的罪行，蔡智堪通过调查取证，向东北外交委员会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炸弹破片，从而查证了日军的罪行。同年12月，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粉碎了日本妄图让东北“独立”的阴谋。

九一八事变前，蔡智堪又到中国东北调查“万宝山事件”。1931年4月，近两百名朝鲜人到吉林省长春县北30公里的万宝山附近挖沟占地、开垦水田，严重危害当地农民的耕种、航运。吉林省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县公署派员会同警察前往劝止，并令朝侨出境。日本驻长春领事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借机派日本警察前往，并向中国农民开枪，造成重大伤亡，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为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寻找借口。为揭露日方阴谋，蔡智堪化装成记者，同日本人新渡户博士从东京出发，由朝鲜前往延吉地区调查。

蔡智堪在日本交际甚广，出发前，他与时任美国驻东京大使的约瑟格鲁商议，自己实地了解情况，若属实，美国可以公布日本的阴谋，以引起世界舆论的制裁。

1931年5月24日，蔡智堪到达吉林省南部的商埠龙井村，因为没有中国护照，被宪兵队羁押。宪兵队怀疑他是日本间谍，而蔡智堪又不便说出来吉林的真实目的，只告诉宪兵队队长自己是受司令长官公署胡俊、赵卓凡两位秘书的委派，到延吉调查日本警察的情况。宪兵队不相信他的说明，先后发电报给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厅长吴家象，并写信给胡俊、赵卓凡两位秘书。

5月25日，蔡智堪发电报给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厅长吴家象：“弟既到延，因无证明文件，不得如命调查各事，请速电知延吉镇守府，特与弟便利。蔡智堪禀。”随后，他写信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胡俊、赵卓凡报告情况，请求帮助，“弟自东京出发以来，顺途巡游朝鲜各地，探查各方面情形。虽有报告材料多多，因初到龙井之时，被我国军警责弟无有护照入境，因此被拘在龙井公安局。明日欲押送局子街镇署处，是故无闲可详细修书报告，幸祈谅之”。“烦先生速以边防公署厅名义，急电局子街吉兴中将，为弟明其底蕴，方可早日放弟外出活动，以免有心插柳偏不成林”。“专此急禀胡俊、赵卓凡先生均鉴。于龙井村商埠公安局内”。信封正面写“辽宁省沈阳市，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急启”，信封背面还做了标记。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接到蔡智堪的求助电报和信后，随即先后两次函告延吉镇守使吉兴，证明蔡的真实身份，要求赶快放人。机要室的赵雨时主任派专人赴延吉通知镇守使吉兴，使蔡智堪得以恢复自由。不过，蔡智堪获得自由时，“万宝山事件”已经发生4天了。

蔡智堪搜集了有关“万宝山事件”的情报，经外交秘书办公室呈报给张学良。经蔡智堪调查，进一步证实“万宝山事件”是日本为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而制造出来的，希望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措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蔡智堪难以在日本东京立足，回到了台湾。1940年，他以经商为掩护在广州搜集抗日情报时，不幸被日军发觉，被押往台湾，投入监狱。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蔡智堪方得出狱。重归家园，蔡智堪难掩兴奋之情，挥笔写下七律诗《台湾光复节复家日》：

满腹经纶信手裁，癫狂愧乏济世才。何时应得韩欧笔，万里江山归满来。唯饮后龙一杯水，不惠公私半文钱。劝君莫话封侯事，瘦马重荷益惘然。

蔡智堪为国效力，几经沉浮，从家财万贯的富商变为清苦的贫民，但他终生无悔。他在晚年写过一首抒发情感的“明志诗”：“多年苦难事，忠贞到盖棺；不将双行泪，轻向子孙弹。”

1955年，蔡智堪在台湾去世，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