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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的篆刻往事

2020年10月15日 15:59  |  作者:​ 周惠斌  |  来源:人民政协网 分享到: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为纾解生活困难,自谋生计,挂牌摆摊,刻章治印,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我斗争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的铮铮之语,凸显了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赞誉的“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先生伏案篆刻



    ▲闻一多自刻印及边款“时在西南”“联大家骅”“甲申秋”



    ▲浦江清撰《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重操旧业寻求开源之道

1938年4月,南迁至云南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成立了国立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随着抗战不断升级,昆明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联大教授们的生活急剧恶化。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夫妇俩加上五个儿女和一个保姆),开支大,薪水不足以养家,生活捉襟见肘。为了全家不挨饿,闻一多把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去寄卖行,又把从北平带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图书馆,换钱买米。他在家书中无奈地写道:“书籍衣物变卖殆尽,时常在断炊中度日……”

目睹闻一多每况愈下的苦难生活,朋友们怂恿他以“治印”谋“开源”之道。闻一多早年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回国后研究甲骨文、金文与文字训诂,擅长楷隶,小篆别有风致。1927年5月,他在好友潘光旦家中闲居无事,操刀镌刻了一枚“胜残守阙斋藏”的藏书章,并为梁实秋刻下闲章“谈言微中”。从此乐此不疲。他写信给饶孟侃:“说起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不失诙谐和风趣。

闻一多思虑再三,觉得篆刻既可增加收入,又不失风雅,于是欣然听从大家的建议,篆刻印章,添补用度,并对夫人高真说:“我还有一双手,别的劳动不会,刻图章的力气还有呀!”

挂牌治印纾解生活困难

闻一多挂牌治印前,浦江清教授精心撰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骈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袍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文中将闻一多与明代篆刻名家黄济叔、清代治印高手兼经学名家程瑶田并论,极言其学识渊博、刻印精湛。校长梅贻琦获悉后,联络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蒋寅清、唐兰、沈从文等11位教授相出援手,具名推荐。

1943年秋,闻一多委托昆明城内青云街、华山南路、正义路上的多家笔墨店,在显眼位置张贴治印启事和润例,并代收印章。从此,闻一多的案桌上多了一本自编印谱,封面左侧的标签上题写“匡斋印存”四字,下署“民国三二年九月”;这也是闻一多开始挂牌治印的时间。1946年2月,他在家书中坦言:“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闻一多刻印,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究竟刻了多少印章,已无从统计。不过,自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的两年多时间内,仅印谱上就留下了1400多方印,接近每天一方,目前留存下来的印模约有560方。而其润例,最初是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后来因物价上涨而相应改为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1944年4月,又改为石章每字600元、牙章每字1000元。1945年3月,润例调整为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每字2000元,最后又定为:“石章每字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篆刻谋生最显操守品质

闻一多治印,操守极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代省主席兼民政厅长李宗黄,好附庸风雅,请闻一多刻印,许以丰厚润例,他断然拒绝,并将玉石原样退回。可是,当和平民主运动组织需要印章时,闻一多分文不取。1945年10月,西南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论》周刊,他连夜赶刻了一枚“时代评论社章”,边款为“评论社成立之夕,吴晗捐石,闻一多刻印。卅四年十月二日昆明”。据考,这是闻一多传世的唯一隶书印。闻一多牺牲前一月,还熬夜为民盟云南支部赶刻了数枚应急用章:“田省三印”代表民盟云南省支部,“刘宓之印”代表秘书处,“祖范之印”代表组织部,“杨念萱印”代表宣传部。时任云南民盟主委的楚图南拿到这4枚精美印章后,大为感动,后来在《纪念战友闻一多》中写道:“这件事已过去30多年了,每当我想起时,当时的情景好像还历历在目。这最清楚地表明了一多对革命斗争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忘我精神。”

西南联大的冯友兰、吴晗、浦江清、朱自清、吴有训、叶公超、尚钺、高崇熙、何善周、季镇淮、范宁、王瑶等许多教授,都曾得到过闻一多篆刻的名章或藏书章。闻一多赠送给华罗庚的印章,边款为“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华罗庚视若珍宝,30年后仍能完整地背诵下来,他在《知识分子光辉榜样》中感慨地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为好友孙毓棠刻的名章亦别有意义,其边款“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胜利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矣,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这段边款真实地刻画了他与华罗庚、孙毓棠之间同患难、共甘苦的深厚友情,以及高度统一的爱国热情,传为印坛佳话。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编辑:杨岚